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了心物交融的无上感觉，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教主，还是有心慌处。
教育的不平等，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让人人都受教育，一种是让人人都不受教育。第二个办法闻着馊，做起来却容易些，而且记性好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不曾施行过。处于中间的，还有一种办法，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中，陶冶出精神的平等；只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并无高于人的别一种精神存在--“天”早先还有点高，后来也和人“合一”了。那么，明儒倡导的精神平等和师心自用，分别也很小了。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很严厉，说他们是小人之无忌惮者，即一群无知无识之人在瞎搞。泰州学派的创立人王艮主张安身先于安天下，黄宗羲便认为这样的主张，给临难苟免开了后门。后来甚至有一种见解，以为明朝亡于内部的人心离散，人心离散应该由王学负责；而泰州学派，作为王学中的极端，格外地不得辞其咎。
泰州学派中的韩贞是江苏兴化人，家中几代人都以烧砖窑为业。韩贞小时候爱念书，但没有机会。他十五岁失怙，四年后又丧母，没牵挂了，这才跑出去求学，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樵夫出身。窑工向樵夫问学，近乎一团糊涂，后来这位老师便引荐他到王艮那里。韩贞年纪既轻，穿得又破，人家听讲，他在外面扫地，如此扫了几年，终得王艮欢心，学成而归了。韩贞回到家中，穿戴着王艮送的深衣高冠，众人看了都笑，以为一个烧窑的，装束得儒不儒道不道，多半是失心疯了；便是想冒充学里的相公，也没有这么打扮的。韩贞不为所动，在乡间传授泰州之学。他天天高谈阔论，不治产业，日子过得很窘，曾穷到把房子也卖掉，而不以为苦。
韩贞以弘道化俗为己任，渐渐地，跟随者有上千人之多，声势耸动州县。到了秋闲，坐着小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聚徒讲学，弦诵之声洋溢江浦，十分动人。他的思想，从王艮处来，大致总是教人觉悟，悟到自己也可以成贤做圣，用不着读书，甚至也用不着思索，只需正视本心，一切便好。有一个老汉，问韩贞什么是良心，韩贞让他脱衣服。老汉脱到只剩一条裤子，不好意思地说，实在不能再脱了。韩贞说，这便是良心了。
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了心物交融的无上感觉，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教主，还是有心慌处。
这一套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的祖师爷王阳明曾见乡农吵架，一个骂对方无天理，一个骂对方欺心。王阳明说，听，他们在讲学呢，又是天理又是心的，非讲学而何？王艮更进一步，说“百姓日用是道”。比如端起茶来，送到口中，而不会送向鼻孔；放下茶杯，放到盏中，而不会掷在地上，这便是道了。莫里哀笔下有个土财主，某日忽聆大道，喜不自胜：“这就是散文！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假如我是明代的一个乡下人，听到王艮或韩贞讲的道理，大概也有这种欢喜。原来做圣贤并不需要做一身长袍穿起，也不用进学，做大老官，甚至不需要研读大册子上的“死老汉语”，果然“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力气”。
有了这入门知识，容易做到的，是不再以为那些大人物有什么了不起；不容易做到的，是让自己也了不起起来。一旦启发良知，江鱼可以化龙，野老可以成圣，只是成圣之后，照旧担粪灌园，岂不气闷？那么，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或者说，精神平等之后，如何导向社会上的平等呢？若按韩贞的解释，一旦悟得天机，别的事可以不用管了，“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比如他自己，把房子卖了，也不沮丧，高高兴兴地吟道：“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
高妙是高妙的，普通人很难做到。毕竟，就是欢喜酒，也得拿皱眉钱去换。泰州学派的其他人，并不都像韩贞这么退让，如何心隐等人，结社自济，算是解决社会平等问题的一种试验。韩贞也在乡下力行互助，但规模小，不济得什么事，只换来个“东海贤人”的牌匾，和他的初衷差得远了。王学的致命处，在于证得良知、本心归仁之后，又怎么样？何况外面的社会，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呢。王门后学，都喜欢招聚徒众，大约是聚在一起，彼此支持，精神便安定一些，一旦离散，未免惶惶然。
明朝自有其不得不亡处，王学的影响，至多是使其亡得难看些。但王学在中国社会中加强了一种潜流，一有机会，便会涌动一次。论其好处，是撒了一点儿精神上求自立的种子；论其不好处，便是对秩序的厌恶了。耿定向曾说：“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这种豪气，降落到当年的革命青年或今天的土财主那里，便有了我们都听说过的各种古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