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儒生的合二而一，有什么不好？曰没什么不好，除了一样，那就是使儒家的缺陷成为全社会的缺陷。
对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汉朝人斥之以“暴”--暴则暴矣，不过哪个王朝又不暴呢？在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赞颂；他的制度，一直被批评；他的焚书坑儒，一直被咒骂。我是“反秦派”，对秦朝的政治绝不喜欢；不过有时又想，如果秦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一两百年，在某些方面，说不定是好事。
秦朝成于集权，亡于集权。区别在于秦国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现代人已不易想象。自有电报以来，此岸的消息传到彼岸，以分秒计，而在过去，至多不过是马匹的奔速。人的神经传导，快时可至每秒钟一百多米，想象一下这个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觉时，菜已下锅，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来不及矣。
秦汉这么大的古代帝国，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根本运转不动。地方的官员，则需有责任心地自主行动，否则出了变故，不敢做主，一定误事。秦兵之强，足够扫荡关东，但陈吴之辈造反时，面对的只是手足无措、互无救应的地方官。这与后来的社会很不相同。后世地方官，多“以天下为狗任”；纵遇意外，律令所不及的，也另有一套规则，也就是圣人之法，可以遵从。有时天下大乱，连皇帝都死了，地方上还在抵抗，或连寨自保，或治兵勤王，如百足之虫，每一节都有小的中枢。
这些“忠义之士”是哪儿来的呢？自汉朝以后，朝代或有更替，制度大抵一样。原因有一个，作为社会领袖的地主，在汉朝被“儒化”。任何政权，都得靠这个阶层来施行管理，官僚从士人中来，士人从地主中来。这一批人的政治理想不变，中国也不变。
本来，关东六国的士人，半独立于行政之外。他们的出身五花八门，收入来源各自不同。中间的许多人，自然要加入行政体系，不过加入的道路，并无一定之轨。到汉朝就不一样了。汉武的“独尊儒术”只是句口号，厉害的是那以后的官吏选拔制度。做官要考试，考的是儒学，时间一长，土财主就被改造。皇朝需要士绅的合作，士绅需要权力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儒家的价值观果然适宜这种结合。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代复一代，儒学传家，举止皆在其中。
如果秦政得以延续，他们和地主迟早也是要合作的，只是这一合同的文本，未必就由儒生书写。那么，不但百家争鸣或可复活，而后世那种士就是官、官就是士的状态，或可避免—当然，历史不接受假设，这里只是说着玩。
或说，儒家有很多高明的地方，提倡道德生活，维系传统，最有力焉。但有几种不足，第一是政治上的法古。每朝每代，用不了一两百年，往往天下糜烂，在儒家看来，只是因为对他们的政治主张遵从得不够，而从来没认真想过改变主张。
另外，儒家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兴趣，对灵魂问题也不大关心。我们知道，有两种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孔子的智慧，在清人看来，仍历历如新，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大抵不出人伦世界。士人是国家的脑筋，他们不动，就没得动了。
读书人治理社会，对社会或许不错，对读书人自己就不太妙，长久来看，对谁都不妙。秦朝以吏为师，自然浮浅，后来以师为吏，遗患更大。秦皇统一，对六国士人颇不信任，甚至焚书坑儒，汉初的读书人，提起秦政，无不切齿。从汉朝开始，读书人自然是混得不错了，食在其中，禄在其中，而创造的能力，则不知到哪里去了。创造是种传统，古代特异之士不是没有，但太少了，不足以前后相继，更别提相对切磋。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出来的反是拙劣之物。
秦的暴政，打破了读书人干禄的常式，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张者。不用担心读书人会消失，知识越是珍贵，就有越多的人热爱它，秦皇用最简单的办法去清除知识对集权的威胁，并无成功可能，至多使读书人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而这听起来简直像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