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顾炎武的高见之一，是在《日知录》里，谈起三国正始年间的风俗，有感而发的。那段话很有名，但我还是抄一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其实正始时代，哪里有那么糟糕。政治黑暗一些，礼教堕落一些，不过尔尔，社会的功能并未丧失，离政治远些的人，生活未见得受很大影响，正始??对自己的时代，评价也不如顾炎武之低。大约每个朝代，一到权力腐化，牵连整个社会，才有人破口骂将起来，以为礼崩乐坏，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说晋衰宋弊，便是盛如汉唐，也前有王符，后有罗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容得很是不堪。王符说东汉，工则欺民取贿，商则惑民取产，学问之士，好语虚无，赋颂之徒，竞陈诬罔，列士则交游结党，偷世窃名，居官则奸谄取媚，挠法便佞。咱们听听，这还有好人吗？罗隐说晚唐，“风讹俗败之初，辙乱旗奔之际，讲学则卫刀削树，论文则嬴火烧文，家家无相保之心，处处有自媒之口”，咱们听听，这日子还能过吗？
但咱们知道，古代中国，不管乱到什么程度，本来的风俗、基础的人伦，一直顽固地保存。在小的单元上，自治的能力仍在，一旦平定下来，社会重建，不费很大的劲，就回到原来的模样。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一个是军队，一个是饥荒，这两件事，一是强权本身，一是强权使然，所带来的乱世，为古人最可怕的记忆；这记忆，也常为强权所利用，威胁大家：你们要是不听话，别怪我让你们回到乱世里。
顾炎武是乱世过来的人。他所谓的亡天下，一半是说正始，一半是说自己的经历。明清易代，人民遭际之惨，目所共睹，但只用几十年的时间，令遗民生气的是，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此处要问的是，这伤疤是如何好的？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强力来势汹汹，比如当时半野蛮的满洲人吧，而一旦在传统中行动，总要受到一些驯服。要是摆脱了传统的约束，摆脱了一切约束呢？幸运的是，在清代这种情况并没出现。对清代批评得最厉害的，不是遗民，而是十九世纪的龚自珍。按他的形容，他的时代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他甚至恶狠狠地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咱们听听，连小人都不合标准了，岂不是人伦尽丧，礼教云亡？但咱们知道，鲁迅写过一个九斤老太，那样的人物，在民初并不算少。咱们也知道，二十世纪初的改革家，头痛的事之一就是风俗改易，良是为难，似乎可以推论，民国初年的风俗，和晚清比没什么大的变化，而咱们又知道，好多的人，直到现在还说，民初的风情，比后来敦厚得多。
所以我说，顾炎武也好，龚自珍也好，未免危言耸听。他们并没经过真正的社会分裂，当然啦，咱们更没经过，不过咱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思路，想象一下，进一步的瓦解会是什么样。那大概是每个人、每个集团，都发出战斗的呐喊，武人出门带枪，文人上街带刀，家家门前，都恨不得挖个壕沟；上有横行之势，下有横眉之人，公战与私斗，全不可分，打人必打脸，骂人必揭短，随便找出一个话题，都恨不得用决斗来解决，随便找出四五个陌生人，至少有两个，彼此不共戴天；偶有结合，一定是利益所驱，一有冲突，那便是不可调和的，话要说死，事要做彻，君子无量，丈夫有毒。一言不合，咬牙瞪眼；一事不合，磨刀擦剑；一人犯错，万人喊杀；人人只懂一个手段，那就是最粗暴的手段，你视我如无物，我视你如寇仇，你抢我的饭碗，我偷你的床单，我有机会欺负你，一定不留余地，你有机会报复我，自然赶尽杀绝，得势必骄横，失势必切齿，而不管你我是什么人，都至少有七八位，在家里睡不着觉，算计着让咱们倒大霉呢。此之谓不战之战、不乱之乱，或借用一个时髦的造词法，叫做亚战争。
三星期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其深刻程度可排到《论语》前三位。
《论语》编辑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孔子已死了好些年。《论语》中一些后来有争议的话，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友不如己者”等，倘孔子有机会亲自审阅，会不会有所删改，或添补上下文，或竟加上自注，“这是说他，不是说你”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诗中名句“不须放屁”，倘若失去了全部上下文，变成孤零零的一句，后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许误解为永恒的立法而去照办。其实不是的，前面有土豆牛肉，后面还有天地翻覆呢。
今天要说的，是“无友不如己者”这一句。古人对这句，争议最多，因为从字面上看，圣人似乎有点势利，而且，情理上也不通，若都遵从这一原则，谁还有朋友呢？你要同他做朋友的，他势必不同你做朋友，除非两个人互为镜像，那也太稀罕了。
所以很多注家，曲为之解，向高深处揣摩圣意。其实，像朱熹那样老老实实地做字面解，就很好。如果还觉得难以接受，不妨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感叹，“唉，无友不如己者啊”，而非事先的命令。再进一步，还可以联系孔子讨论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一些话，“群而不党”、“周而不比”之类，或知他的难处。
“无友不如己者。”对一个讲原则到死硬、六亲不认的人来说，孔子这句话并无用处。他可以随便交友，随便加入集体，不用担心自己的原则受到威胁--不过，这样的人交不到朋友，也没哪个集体要他。绝大多数人，正常的人，都要柔软一些。人情有所不能止，连孔子也主张父子相隐呢，何况集群（准确地说是集群主义）对成员的改造力，远大于亲友所能。孔子还说过一句话，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若给《论语》里的话按深刻程度排个名，这句话可以排到前三位。
比如说，我有三大道德信条：不杀人、不偷窃、不骗人。
我还有个朋友。我还是个村民。我还有个国籍。
第一个星期，我的这位朋友杀了一个人。朋友者，数斯疏矣。我的朋友没那么多，所以亲密，亲密到我心中暗恨被杀者，甚于恨我的杀人狂朋友，“他要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引用一些格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啦，“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啊，“这都是命”呀，以及“人固有一死”、“其情可悯”、“他是个孝子”等等，来同别人辩论。辩论到最后，我把我的信条改掉了一个，改为杀人并不一定不好。
第二个星期，一辆过路汽车在我们村口抛锚，村民把车上的东西偷了个精光。消息传到外面，难免有议论。作为村民，而且是村民副小组长，我只能向着乡亲；就是到了法院，我也要作证说，那辆汽车，开来的时候就只有个铁壳子。对于外面的批评，我找出新道理，“别人也偷过我们的”啦，“谁知道他那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啊，“劫富济贫”呀，以及“你们村也一样”、“谁说是你的，你叫一声它答应吗”、“窃国者侯，我偷一点怎么了”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信条又改掉了一个，改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
第三个星期，我们国家出了些骗子，骗到了全世界—顺便说一句，我那个国家叫希里花斯，这类事，确实偶尔出一点，不过不妨碍我成为坚定的爱国者，谁要是说希里花斯的人不好，那就和说我一样，因为在我们这里，我的全是国家的，依理，国家的也全是我的。我固然可以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在辩论中，这个道理还嫌弱，要说服自己，得有更强大的逻辑，比如“欺骗是智慧”啦，“社会就是愚肉智取”啊，“你的国家难道就没骗子”呀，以及“你祖宗骗过我祖宗”、“你国的东西都是偷我的，我骗一点回来怎么啦”、“希里花斯的事用不着你多嘴”、“你说是骗，我偏说不是骗，凭什么一定是你说得对”、“你对我们有成见，所以你的话我一句也不要听”、“为什么小题大做，是不是别有用心”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最后一个信条也改掉了，改为诈骗就是爱国。
瞧，才三个星期，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网不捞鱼
价值观越到核心，越不被事实撼动，这一点千古不易。
互联网初兴的时候，有老先生担心：如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获得随便什么知识，长此以往，岂不要天下无渔民，弄得咱们没有皮皮虾吃？我宽慰他老人家说：才不会呢，有一些人，就算不上学，没互联网，一有机会，也要弃渔而农林牧副之，这种不安本业的人，原不必对他有什么指望；然而另一些，就像戏里萧桂英唱的，生在渔家，长在渔家，从里到外，一副渔家打扮，知识越多，越是不改其志，又何劳担心？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大地又由乌龟驮着，后来有新说，称地为星球，接受这种知识，并不困难，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只有别人欠它的，没有它欠别人的，那么，要接受这新说，就难免闷闷不乐，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但多半是抄我的，或者本地情况特殊，偏偏就是方的等等。
这里做例子的，还只是表层的观念，纠缠固结在后面的，还有更深的。经常，知识越少的人，越是融通，而有些学富一两车、七八车的人，接触的新知越多，性子越乖戾。
说到这里，想起个古老的命题。《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朱子解释说，一旦知道了哪个好、哪个不好，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
真是这样吗？用不着康德，咱们也能看得出，那可不一定。比朱子还早的程颐就说了，“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其另有古怪主张，且不管他，单论这句话，是比朱子清明的。价值观越到核心，越不被事实撼动，这一点千古不易。后来的王学，从此申发开来--但不要欢呼，因为王学仍然要贯通心物，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发挥，就是万物之理。
这个道理说到极致，就是明儒刘宗周的名言：“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绳，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心意足够端正，什么物理化学、航天入地，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打心眼里汩汩流出。
说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还是朱子亲切些。清代的大学者戴震，是朱学的一位继承者，在朱学的通和不通两个方面，都是好例子。在学者盛出的乾嘉时代，戴震以其渊博，称得上是头一号巨子，除了古典学问，他还通晓西洋历算，朱子定义的格物致知，他是实践者。
戴震用功最深的数学著作，是《勾股割圆记》。此书比前人如梅文鼎的著作，在数学上并无新意，那么，他的工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他把一套三角学，用古词和仿古的词，改造成了本土的算经。假如戴震不是不很老实，而是很不老实的话，他完全可以声称这是本埋没多年的古书，因为他这本伪经，造得确实很像。
为什么做这种事？戴震相信三角学是西洋人从中国偷去的，他相信中国的勾股术内含着整套三角学，而他要把它推演出来—以戴震的聪明，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信心和事实相忤，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以勾股御三角”时，全是抄用对方？
致知与诚意之间，到了要害处，仍然打不通，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承认事实，既是最容易的，又是最难的。我上网看新闻，就有选择，比如我不喜欢月亮国，一看标题里有“月亮”，干脆就不打开。估计再过几年，我就会相信世界上并无月亮，那是别人瞎编的，挂个灯来骗我的。
接受事实是美德，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德。或许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价值观，包含的处理事实的方法不一样。另外，有的价值观，核心隐藏得很深，有的则到处是核心，举动便致命，所以防线漫长，雷池广大，未免令人手足无措矣。
不管怎样，宽带再宽，也通不过人心的窒塞。拿勾股定理举例，你告诉小学生，商高不过是伪托的人名，《周髀算经》并没给出证明，小学生很容易接受，但你对上过大学的我讲这样的话，我非得和你拼了他的老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