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校南开
那是1958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内蒙土默特旗的家里帮外婆干活，邮差小王风风火火骑自行车到了我家，说有封天津来的邮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忙打开。这正是我日夜等待的消息--南开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
外婆当时不知有多高兴啊！我3岁不到母亲去世，是外婆含辛茹苦一手拉扯大的。她老人家一生连百里之外的呼市也没有去过，更不知道天津和南开大学有多远了，只知道外孙要上大学了。我至今仍记得外婆当时竟激动得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用噙满泪水的双眼望着我，抚摸着我的手。
我是南开人
我是那年被南开录取的唯一内蒙籍考生。隐约记得，8月27日，我怀揣亲属凑的5元钱孤身一人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次日凌晨到达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中午转车到了天津东站。出站口，“南开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标志格外醒目，接站人员对照通知书和名单后把我们引上学校的班车，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是，“从此我就是南开的人了”。
到学校40分钟的车程让我初步领略了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滨海城市的风貌。南开大学坐落在天津城区西南角的八里台，抵达南开前，要沿着卫津河和卫津路一直向南，经过天津大学所在的六里台。俗称“台”，是因为过去这里是大片水洼中的高台地。这里本来是荒芜萧索的无名之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在此建起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老校友、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曾说过：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八里台，知八里台者必知南开。
跨过卫津河上的一座桥，即进入南开东校门【那时只有东校门】。校门旁牌子上竖写着的“南开大学”四个大字，飘逸潇洒，神采飞扬。这是1950年毛主席为南开专门写的校名，据说主席写了横竖不同的几幅字样，让南开自己挑选使用。今天南开校牌和校徽横写的字样，是毛主席比较满意的一幅。当年我们入学时的东校门旧式模样现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999年南开80年校庆时新建的校门，弧形的橙色门楣上刻着毛主席横题的“南开大学”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进入校区的第一景观是那条横贯校园、笔直的大中路。那年没有放暑假，因为是大跃进开始的年份，南开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大搞教育革命、教学改革，人们在大中路上匆匆来去，一派忙碌景象。我因远在内蒙农村，信息闭塞，到校后才得知在我入学前的8月13日，毛主席视察了南开，南开师生仍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现今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李银桥，当时作为毛主席的卫士长曾随同视察。他虽中风失语，但仍能清楚地记起8月13日这个日子，还比划着向我追述当时毛主席视察南开的愉快情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那张毛主席在南开大中路上边走边向师生招手的照片，是南开人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写照。南开学生创作的歌曲《我们是南开的树》中，歌词开头的两行写道：“我们是南开的树，亭亭站立在南开的大中路。我们的灵魂和力量，深深扎在土地的内心最深处”；结尾的两行是：“我们是南开的树，亭亭站立在南开的大中路。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擎天之柱。”我对南开的深情和热爱就是从大中路开始的。
“我是爱南开的”
1963年毕业至今，我曾三次重返母校。每次我总是喜欢抽点时间在校园漫步，重温在此度过的青春年华。
漫步的首选之地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南开主楼。我毕业那时，主楼已部分使用，有的教室尚在内部装修。据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主楼受损，后经修复加固，重新装修，恢复了昔日典雅、敦实的风貌。南开杰出的校友、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全身塑像矗立在主楼的南广场上。汉白玉塑像下面的台基正面，镌刻着周总理的名言--“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南开历代学子的共同心声。毕业前夕，我特意在主楼前留影，与南开告别。多年后返校，也是在此主楼前留影。所不同的是，那次是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使我忆起70年代初在外交部工作时，因参加外事活动经常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记得1972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即将启程访美的中国医学代表团，我是该团唯一的外交部人员，有幸聆听总理的教诲。大家落座后，总理微笑着拿起代表团名单，从团长吴蔚然开始念着每个人的名字。被点名的同志起立自我介绍，让总理认识。在名单靠后部分念到我的名字时，总理问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南开大学。总理1959年5月视察时还到过我们教室。”总理望着我会心地笑了，还说“我们还是校友呢”。我要感谢南开校、系领导当年给予我的信任，把我推荐到外交部工作，也想在此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我们大家都是爱南开的。
周总理作为南开校友，曾分别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我有幸亲历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1959年5月28日对南开的那次视察。那天上午，总理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学校，校党委书记高仰云、副校长吴大任教授汇报工作后，周总理在新开湖畔新图书馆东侧向3000多名师生发??讲话。他勉励大家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搞好教学改革，他还要求师生正确对待当前的困难，并就当时党中央发出的增产节约指示作了说明，要求师生遵照中央的精神做好工作。
有一个小插曲使我难忘。那时，我们外文系一年级的教室正好在图书馆的一楼。周总理进入大楼后首先来到我们教室，与同学们亲切交谈，他还让一个同学念了一段课文。那位同学把英文“idea”的重音念得不太清楚，总理特意给她纠正。南开外语学院门厅张贴的那张照片，生动地记录了周总理与同学们谈话的场景。
周总理视察到下午1点多，来到职工食堂。那时学校和社会上一样，经济困难已开始显现，生活比较艰苦，再加上午饭时间已过，食堂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周总理微笑着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然后，总理招呼随行人员和记者一起就着咸菜吃窝头和熬白萝卜。临离开前周总理又嘱咐警卫秘书务必把粮票和饭费交给食堂。若干年后我返回母校时，看到了周总理当年在职工食堂吃饭的老照片。共和国老总理的楷模永远激励着南开广大师生。
作为南开人是幸运的
我所就读的南开外文系，其前身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时便已诞生的英文系。这里曾是众多国内知名诗人和翻译家的栖居之所。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和其他变动，曾在此任教的柳无忌、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罗大冈、查良铮等先生被调往他校或研究机构，但我们这一届仍有幸受教于李霁野、黄钰生、司徒月兰、高殿森、杨善荃、李宜燮以及庞秉钧、金缇等先生。
时任系主任的李霁野先生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著有多部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诗集和专著，曾译著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爱的家庭》、《虎皮武士》等。他给我们讲授外国文学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周总理当年的同学黄钰生先生教口语课，高殿森先生教写作课，杨善荃先生及其他诸先生教语言课。他们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正是因为这些先生为培育英才殚精竭虑，贡献卓越，才使得南开英文系【外文系】声名远播。
我们那年同时进校的英文专业学生共3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那时生活节奏快，虽然很紧张，但校、系风气好，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讲团结、讲互助。虽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生活苦，但大家情绪仍是积极向上的。
南开是我们国家的重点高校，历史悠久，享誉中外。我庆幸自己受教于南开。每每出席公众场合需要作自我介绍时，我总不会忘记说：“我毕业于南开大学。”“南开”成了我自身价值的一种符号。我离开南开几十年，但始终没有淡忘她那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对我的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现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和校长饶子和在《大学精神与文化之旅》一文中讲的一段话，精辟概括了南开精神的主要特征：“热爱国家、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严谨求是、民主创新的科学精神，诚信敬业、公而忘私的重德精神，文理相济、博学乐群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南开精神孕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南开精神是一种财富，一种力量，珍惜它、拥有它、弘扬它，是我们每个南开人的权利，也是责任和义务。
寄语与期望
踏着前辈铺就的道路，南开外文系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年代又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7年10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我作为校友，应邀出席了建院庆典。此后，南开在原政治学系基础上成立以“周恩来”命名的政府管理学院。这两个教学体系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把外语教学与国际问题和外交关系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好像一个飞机的两翼。把两院办好，南开就会为国家输送大批德才兼备的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就像腾空远行的飞机。
有一次返校时我同两院在校生座谈，我说了这样一段话：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研究人才和外事干部。同学们今天在校学习就是为明天的工作作准备。我认为，确立志向很重要。既然选了这个专业，就要立志学下去，干到底。要逐步培养起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爱好，进而使所学专业成为自己的一种事业，立志献身于它。我们国家外事和外语方面的人才特别是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非常缺乏。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发展。世界关注中国，中国关注世界。对外交往，无论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军事的，都需要人去做。既然要做还要做好，没有专业知识和外语手段不行。世界事务和对外关系是复杂的。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世界，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利用各种机遇，应以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回答和解决这些课题，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技能，一句话需要人才。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了，对外关系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不那么简单。记得胡锦涛总书记曾说过，我们的外交工作需要有力的智力支撑，一语点出问题的实质。正确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基于对我国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重要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国际问题研究既需要职业外交官作出努力，也需要大批专家学者作出贡献，做到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性研究并重，政府部门、研究团体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军”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我们目前搞此研究的人不少，但不同程度存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研究成果缺乏有效交流、整合和提升。研究工作和外交工作都需要雄厚的后备力量，说到底，人才资源在高校。
过去若干年，我曾两次受聘于母校南开，一次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问题的研究，另一次是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主要是议会外交】的研究。45年前是南开送我走上外交之路，45年后我回来为母校做些事情，责无旁贷。作为一个南开人，我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正像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晚年定居南开宁园时说过的：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初入外交部
1963年夏末秋初，我结束了南开大学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因某种机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时，我的就业预期是留校当老师。我当时很羡慕同班同学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洋诗歌，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文学才华；我也曾羡慕张世华同学到加纳留学、张宝生同学到澳门学葡文，可我清楚这种幸运的机会实在太少，很难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在大学四年级开始不久，外交部为物色出国干部人选到一些重点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拟用一至两年时间在原校定向培养。我有幸被选中，喜出望外，非常激动。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对我的信任，是南开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去位于东单的外交部报到的情景。干部司的老曾负责接待，他亲切地对我说：“欢迎你。你们这批同志是为驻外使领馆准备的干部，编成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其他人都已报到，在外语学院集中，就等你了。你就当班长吧。”就这样，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于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东郊农场集中学习，等待分配。
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外交部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一次全体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部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时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
在为期不长的集训中，我们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在驻英代办处的日子
刚出校门就出国门，有的同学形容是“一步登天”了，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7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在大使馆招待所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
一路的心情和思绪是复杂的。列车从二连浩特驶出国境，经过漫无边际的荒原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稍事停留后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