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刘仁轨以刘仁愿的名义（刘仁愿是武将，写报告等文书往来工作一直都是刘仁轨负责的）给高宗李治写了封信，客观分析了百济战局，明确指出复国军内部还存在着的巨大矛盾——道琛死后，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还在继续内斗，劝说高宗皇帝不要撤军。在写信给皇帝的同时，刘仁轨还劝刘仁愿积极整军备战，监视复国军的动向，等待反击的机会。
高宗李治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让他们继续留镇百济，相机而动。
而在听到唐朝皇帝下令唐军班师的消息后，复国军上下欢声雷动，不但放松了警惕，扶余丰和鬼室福信居然还得意洋洋地派人给刘仁愿和刘仁轨传话，说会在班师那天前去给他们践行。
扶余丰和鬼室福信的傲慢和戏弄，让原本想走刘仁愿大为光火，一拍桌子，不走了，跟这帮百济小儿死磕到底！
662年七月，刘仁愿、刘仁轨趁复国军疏于防范之机，率唐军突然发动袭击，相继攻克了熊津城周围的支罗城（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附近）、尹城、大山、沙井等地，歼灭了复国军大量有生力量，并在地处泗沘城和熊津城之间的沙井建造营寨，派兵驻守。
面对连战连败的局面，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不得不重新起用大将黑齿常之，命其率部守卫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意在继续切断新罗与唐军间的粮道。
“临江高险，又当冲要”，这是史书对真岘城的描述。
662年七月的一天夜里，经过周密的准备，唐军突然向真岘城发动突袭，仅仅用了一夜时间就攻陷城池，黑齿常之率残部突围。攻下真岘城，唐军就打通了和新罗的粮道。刘仁愿和刘仁轨认为向复国军反攻的时机已到，但考虑到南线唐军兵力有限，就派人回国向高宗李治报捷，同时请求朝廷派兵增援。
此时，高宗李治也意识到朝鲜半岛南线的战斗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牵扯到的势力也越来越多，就连日本也已经撕下外交援助的面皮直接派兵帮复国军作战。但由于唐军主力都在漠北作战无法抽调，高宗李治只好命将军孙仁师在青州等地募集壮士7000余人，渡海增援刘仁愿部。
真岘城失守后，百济复国军的处境愈发艰难。新罗军又在八月攻克了真岘城东北面的内斯只城，彻底清除了熊津城东侧的复国军势力。
662年十二月，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剧烈的冲突。扶余丰以周留城周围土地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为由，想把都城迁到平原地区的避城（今韩国全罗北道金堤）。对此，鬼室福信和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狭井连槟榔则认为，避城离新罗太近，随时可能遭到新罗军的进攻，而且迁都途中也会遭到唐军的截击，所以坚决反对。
实际上，所谓的土地贫瘠不过是借口，扶余丰真正的目的是要摆脱鬼室福信的控制——鬼室福信在周留城经营多年，城里城外都是他的亲信，只要待在周留城一天，就只能是鬼室福信的傀儡。所以，扶余丰不顾将军们的反对，我行我素，坚持要把都城从周留城迁往避城。
鬼室福信拗不过扶余丰，只好同意迁都。
这一年的冬天，扶余丰带着几万复国军绕过已经被唐军控制的城寨，浩浩荡荡地向避城进发。然而，不出鬼室福信所料，复国军在迁都途中果然遭到了新罗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但扶余丰还是冒死完成了迁都之举。
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一看扶余丰都把都城迁到边境线上来了，就在第二年（663年）二月派出大军，接连攻下复国军控制下的居列（今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居勿（今全罗北道南原市）、沙平（今全罗南道顺天郡）、德安（今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四城，把避城东面的屏障扫荡一清，兵锋直指避城。
扶余丰见新罗军已经杀到家门口，避城又无险可守，只好又把都城迁回周留城。
回到周留城后，扶余丰对鬼室福信更加憎恨。这也不难理解，扶余丰是毅然决然去，狼狈不堪回；而鬼室福信让他不要去，看见扶余丰灰溜溜地回来，不免有几分得意。他这一得意，被扶余丰看在眼里，再加上无比的羞愤，便化成了一道浓浓的杀意。扶余丰觉得鬼室福信明知新罗会设下埋伏，最后还同意迁都，分明是想置自己于死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扶余丰与鬼室福信貌合神离，复国军内部也是人心惶惶：有人说鬼室福信不满扶余丰的无能，准备废其自立；有人说鬼室福信正密谋装病，打算趁扶余丰探视之机加以行刺……
这一年四月，唐朝正式在新罗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把新罗纳入唐朝的羁縻州体系之中。
663年六月，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之间积攒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扶余丰忍无可忍，借召见鬼室福信之机命侍卫将其擒杀。为了防止鬼室福信逃跑，扶余丰还特意让人用皮绳穿透他的手掌，最后将其处死。
鬼室福信一死，复国军再一次陷入动荡和惶恐之中。扶余丰虽然实现了独掌大权的夙愿，可不论才干、威望，还是在军中的根基，都比鬼室福信差了一大截；为了巩固权力，他又杀掉了一批忠于鬼室福信的将领，这就使经历了道琛之变的复国军雪上加霜。
为了挽回局面，扶余丰派使者同时向高句丽和日本求援，决心与唐军决一死战。
浴血白江口
西临黄海、东接新罗，南望日本列岛、北通高句丽——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和海上贸易中转站的功能，决定了百济必将成为东北亚各个势力角力的焦点。百济在谁手中，谁就能掌握东北亚地区的主动权。唐朝君臣认识到了这一点，日本君臣同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任由百济亡国，日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盟友，其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会被强大的唐朝全部清除！
因此，日本不会坐视唐朝和新罗瓜分百济，既然外交手段不够用，那就直接派兵去抢！
早在鬼室福信第一次派使者向日本求援，希望日本护送扶余丰回国即位时，日本君臣便看到了再次染指朝鲜半岛的机会。魏晋南北朝时，当时的倭国曾在朝鲜半岛南部占据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任那。高句丽强大起来后，就联合新罗进攻任那，把倭国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
但日本上下仍然对朝鲜半岛垂涎三尺，数千年来，日本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陆地上取得永久的居住地。这一次也不例外。阿云比罗夫、朴市田来津、毛野稚子等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纷纷建议齐明女皇出兵朝鲜半岛，帮助百济复国。
经历了大化改新的日本迫切需要进行对外战争来转移因改新带来的国内矛盾，以强势而闻名的齐明女王也不满足于统治日本列岛，就决定出兵百济，与唐朝一较高下。齐明女皇死后，中大兄皇子执掌日本国政，在完成国内集权后，他先派人将扶余丰护送回国即位，又授意狭井连槟榔率日军帮助复国军与唐罗联军作战。真岘城失守后，复国军爆发内乱，鬼室福信被杀，扶余丰再次遣使求援。中大兄皇子见机不可失，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征兵总动员，集结大军渡海出征。
663年八月，日军兵分两拨：第一拨由大将阿云比罗夫率1万人搭乘170余艘战船支援百济复国军作战；第二拨由毛野稚子、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人率2.7万人随后跟进。
如果算上护送扶余丰回国的5000人和后来运送物资给复国军的那一批人马，这已经是日本第三次直接派兵援助复国军了。第一批日军主要负责保护扶余丰的安全，是扶余丰对抗鬼室福信的主要力量；第二批日军主要负责运送物资，同时帮助复国军守卫地盘。
此时，孙仁师率领的唐军援兵已经到达了德物岛。由于德物岛对岸的周留城在复国军的控制中，周留城与熊津城之间还隔着一座任存城，如果在周留城西岸登陆，走直线前往熊津城，必然会遭到复国军和已经登陆的日军的迎头痛击，无疑是不现实的。
因此，当年王文度和刘仁轨率部登陆后，并没有直接南下熊津城，而是绕道周留城北面的党项城，经新罗南下三年山城，再向西折回熊津城。但孙仁师没有走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老路，而是直接在锦江口南面登陆，在击败了驻守在沿海地区的复国军和日军后，成功赶到熊津城。
663年（龙朔三年）八月初，唐军开始酝酿对复国军的大规模反攻。
此时，留驻百济故土的唐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苏定方留给刘仁愿的人马，刘仁轨带来的王文度旧部，孙仁师的援军，总数不超过3万人，远远少于复国军和日军。不过，唐军会集了众多杰出的将领，除刘仁愿和刘仁轨外，与孙仁师一同到来的，还包括了三朝老将刘德敏，勇将杜爽，已经归顺唐朝的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以及高宗李治的表兄弟、曾任安西都护的柴哲威。柴哲威的职务是含资道总管，后来又改任加林道行军总管。在这些人当中，刘德敏和柴哲威的官阶都要高于留守唐军主将刘仁愿，但他们属于临时借调来助战的，所以依旧归刘仁愿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