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大萧条降临美国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猖獗的年代，高等研究院的成功创立，给世界学界带来希望。她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灯塔，而且是从纳粹德国出逃的学者的天堂。一直到现在，高等研究院仍然扮演着独立的纯学术研究的角色，并不理会政府的命令和企业的诉求。
成为讽刺的是，弗列克斯纳改造美国教育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德国的考察，后来却是因为德国法西斯的排犹政策，帮助他在德国成形的思想在美国得以圆满实现。
不过，虽然位于美国，但高等研究院从开办开始就一直是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学术机构。许多学者来自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许多学者在高等研究院的任期以后仍然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从高等研究院的创立我们知道，她的最早的成员和终身成员，还大部分来自德国。
按照高等研究院的设置，在那里工作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院终身教席（member of the Faculty），他们决定学部的运作，全部名额只在几个到十几个之间；第二类是成员教席（member），聘期通常数以年计，一年两年或者多年，总是保持在几十上百的规模；第三类则是访问学者（visiting member），访问期限从一两个星期到一、二、三年不等。
曾经有成员问弗列克斯纳，“我在高等研究院的任务是什么？”弗列克斯纳回答说：“你没有任务，有的只是机会。”
高等研究院的学者，最初是和大学数学系的同事一起，在数学系所在的范氏大楼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维布伦夫人就在研究院发起下午茶的制度。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研究院的学者和访客，一起在客厅喝咖啡、吃小点心。这是他们聊天的好机会。下午茶的费用，也由大家分摊。
1939年，他们搬进研究院刚刚落成的主楼富德大楼，富德是卡罗兰·班伯格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班伯格公司的合伙人。这是一座具有新哥特风格的砖砌大楼，墙体酱红，屋顶绿色，上面是一个钟楼。富德大楼坐落在绿树围绕的大片草地中央，一百多米开外，还有一个池塘，秋天枫叶灿烂。不过在他们搬家的时候，研究院的学者和大学的教授们已经变成一家人，不同学派的学者在一起就像是叔伯兄弟一样和蔼融洽。他们一起进行研究，一起编写学刊，相互出席对方的讲座和研讨会，还一起享受数学系和高等研究院共同的下午茶。冯·诺依曼就因为非常年轻，在下午茶的时候常常会被新来的不认识他的访客误认为是大学数学系的一名研究生。
高等研究院的声誉使大学可以更方便地招募到最出色的学生和教师，大学那个相当活跃的数学系也像磁石一样吸引在研究院访问或永久工作的学者。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高等研究院只有一个数学部，但是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也是数学部的成员，而外尔和冯·诺依曼等数学家，对于物理系也有很大贡献。在1934年和1935年，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Paul Dirac）和泡利（Wolfgang Pauli）也加入到高等研究院的数学部来。
数学部还有两位女数学家。Emmy Noether专于代数，学过近世代数的学者，只要读过她的那本著名的教科书《近世代数》，都知道她的名字。另一位Anna Stafford，是拓扑学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并不招收女性，但是高等研究院没有这样的限制。
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紧密的学术合作，体现在一系列专题联合讨论班。例如，高等研究院的亚历山大和大学数学系主任列夫谢茨，共同主持了一个长达两年的拓扑学讨论班；维布伦与冯·诺依曼领导了研究院与大学共同的量子理论与几何讨论班；外尔自愿为研究院的年轻人和大学的师生开设连续群的课程，主持讨论班，后来还开设不变量理论的课程；1934年，狄拉克开讲量子电动力学；1935年，外尔开始领导当代数学文献讨论班。
创办院长弗列克斯纳不是标榜高等研究院只有机会没有任务吗，特别是没有教学任务，那么这些学者为什么却在高等研究院开课呢？这是因为，在精英环境开设一门课，主持一项讨论，是学习和切磋的很好形式，即使对于主讲者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特别是如果一位功力深厚的学者，想比较迅速地熟悉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一批同样精英的听众，开设这个学科的课程。何况，对于不少学者来说，教学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甚至陶醉的事情。孟子不是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极乐吗？
研究院的演讲通常安排在下午，时间是一个小时。随后就是下午茶的时间，下午茶以后，学者们开始讨论和漫谈，主要集中在先前的演讲，但是没有具体限制。
因为高等研究院遵循的原则，是物色卓越的人才，发展他们擅长的研究，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所以自从创立以来，研究院的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会随着时间漂移，分别在不同的方向甚至不同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果。作为例子，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冯·诺依曼和奥本海默带来的影响。高等研究院群星璀璨，其中冯·诺依曼和奥本海默是两颗格外明亮的帅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