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股民们瞧见的是，反弹匆匆结束。首先是B股破位下行，3月21日，上海B股摔下70点台阶；3月22日，上海B股报收65点。3月23日，反弹成果全部丧失，深圳股市跌破历史支撑位，以全日最低191点收盘，创1992年深指160点反转以来的历史新低。3月29日，深股跌至180点后，收市前多方发动一轮报复性反攻，股指急速反弹，以187点收市。4月5日，沪市又创1993年以来新低，报收682点。4月11日，深沪股指均创1993年以来最低，上证指数报659点，深指数收164点。沪市中有H股的A股均跌进发行价，深市中一线股已跌出“股灾”水平。
这时股民已看清“四不”是个美丽的画饼。新股不上市，是因为上不了。不征转让税，是因为转让已无收益。公股个人股并轨，是因为在法理上没解决问题。不得乱配股，是配不出好价钱。把干不了的事拿出来说“不干”，这算是利好？
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李永贵宣布，国家已决定1994年和1995年两年对股票转让所得税暂不征税。这次弹奏出现了不谐和音：4月14日，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将发行650亿债券。实际上这部分债券用的是银行的信贷资金，与老百姓的钱毫无关系，可已如惊弓之鸟的股市哪想得到那么多。消息一出，沪市当天640点被击穿，收于636点，深市160点失守，报收152点，股民心情沉重，券商及股评人士亦忧心忡忡。
4月22日，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站出来澄清误解：1994年650亿金融债券不在1994年的国内证券发行计划范畴，而纳入专业银行1994年的信贷规模之内，也在国家计委制订的固定资产计划之列，这部分资金将全部来源于国家金融机构，不对社会公众发行金融债券。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股市跌下去就不上来了。
4月19日，沪深股市再次剧烈下挫，沪市收572点，深市报137点。4月20日，中国证监会秘书长朱利又旧话重提：1994年55亿新股将推迟发行。4月27日，深市于130点???劲反弹，连拉三根阳线突150点，以150.45点收盘。很显然，反弹属于超跌后的反抽，与炒烂了的“利好”没有关系。
既然敬酒不吃，那么就给罚酒吃。1994年5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出了《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了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时，以股票形式向股东个人支付应得的股息、红利的，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利息，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这道罚酒实际上也没对股市产生什么影响。股市里都是割肉盘，哪来收益？股市一年半跌下来，对利好利空都已麻木不仁。
罚酒端上来的第二天，5月1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再次出面安抚，他明确表示，1994年55亿元新股发行额度中的绝大部分将推迟到1995年，1994年只发行很少的一部分。同时他还透露，中国证监会正在考虑在企业发行股票前安排一定时间的“辅导期”，以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在谈到市场热点时，刘鸿儒说法人股流通要研究特殊办法，柜台交易目前不拟开放，外国公司到中国发行上市尚需时日。
这些安抚之语，作用全无，且苍白无力。因为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计划额度50亿元，直到1994年7月都没完成，1994年55亿元发行怎么可能完成？恐怕夜以继日地上市也上不完。而上市“辅导期”或许只能视为暂缓上市的借口，挣回一点面子而已，因为早在1993年10月23日，上海证交所就设立了上市委员会，主席由李祥瑞担任，已经在那里对上市公司进行“辅导”了。
回过头清醒地分析一下股市，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说上海股市从1992年夏天1400多点一路狂泻至跌386点，随后又一路飙升至1993年3月的最高峰值1558点，是不成熟的“猴市”的话，那么从1558点回落下来，就应该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熊市了。此熊市历时整整一年半，一直到1994年10月，沪市创出有史以来的新低325点，不能不说“熊道漫漫”。可以说，在1992年到1993年初“猴市”的疯狂之后，熊市在所难免，不过一般成熟股市跌去30%就视为“股灾”，中国股市既然不成熟，那么跌去50%也应调整到位了，也就是说，沪市从最高峰值1558点跌到777关口，理应见底，但怎么会跌幅高达将近80%？怎能以熊市解释？恐怕作为“股灾”也应算是“超级股灾”。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市场还带有过多的计划色彩，从1993年开始国家紧缩银根，抑制过热，照理股市的扩容速度应该相应减缓，不管老百姓在银行里存款有多少，但进入股市还是需要时间的，传统的存款理念不会一夜间发生彻底改变。但1993年新股发行上市的速度不减反升，1992年中央计划全国发行A、B股1亿元，但仅上海就发了20亿，看到这种局面，1993年从1亿的计划一下子跳到了50亿。要知道股民发展速度绝不可能从1亿眨眼间变成50亿。在熊气弥漫，1993年发行额度都难以完成时，管理层又推出1994年55亿元的发行计划--当然这个额度到1995年底是否能完成还是个问题。
当然，这种计划经济下的理想主义精神是要有勇气的，老百姓和管理层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后都穷怕了。对贫穷的恐惧，使股民毫无理性地狂炒，使管理层的理想主义精神转化为“掠夺”的勇气。这份勇气当然使得刚刚兴起的市场严重失血。抑制股市过分投机、过分动荡的同时还要考虑市场的平稳，过分的抑制只能制造过分的动荡。
“三大利好”掀起“浦东概念”
1993年6月27日，证监会成立发行审核委员会，负责对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上报的材料进行复审。1994年5月17日，由国家体改委起草的一份紧急通知，呈报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正式停止定向募集公司的审批工作。从这些措施来看，政府有所觉悟，开始竭力遏止各地滥发股票的现象，节源收口，以防止股票供应如洪水泛滥的局面出现，恢复股市的元气。正如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所说：新生的股市就像个婴儿，他发烧感冒了，你不给他吃药打针，全凭他自身的抵抗力，病怎么能好起来？显然政府不愿意看到股市被“熊”扼杀在摇篮里。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新华社北京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决策有三条：第一，1994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三条决策被称为“三大利好”，它与1994年3月推出的“四不政策”成为1994年管理层刺向股市“大熊”的两把利剑。
“三大利好”比“四不政策”更有效地刺中“大熊”的要害，因为这一次可不是空穴来风，在政策发布后，管理层对发布招股书的公司坚决说“不”。深圳管理层比上海落实政策更加积极，暂停了两家公司的招股行为，将1993年新股剩余的发行额度和1994年的发行额度统统打入冷宫。与此同时，证监会还邀请有关专家研究向券商融资的办法。南方、华夏等一些较大的证券公司积极响应，表示对融资做好了一系列准备。8月初，证监会、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召集全国证券商代表，共议“三大对策”。8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也热切地报道说，新一轮开户风靡全国，新入市股民日增三千，机构投资者也纷纷入市。真是从政策面到基本面一派暖风频吹。
8月10日星期一，沪市指数飙升111.72点，涨幅达33.46%，创下1992年5月21日放开股价以来日升幅之最，全日成交30.48亿元。164种A股，除界龙实业日升幅为8.07%外，其余均超过10%，山东渤海、广电股份、重庆药业、耀皮玻璃和钢管股份5种股票日涨幅超过了50%，涨幅最高的山东渤海从前一交易日的3.19元狂飙至6.30元收盘，日涨幅高达102.57%，为股价放开以来所罕见，恐怕期市炒家见了也会大跌眼镜。深市当然不甘落后，全日升幅亦高达31.28%，成交14.68亿元。这一次龙头成龙尾，深发展涨幅最小，为20%，莱英达和深南玻一路领先，涨幅最大，超过50%。7月“大熊”被8月“狂牛”斗得望风而逃。
然而8月“狂牛”在上海指数“777”点关口前突然心有余悸地掉头而回。“777”，一个神奇的点位，原来是多方的有力支撑位，此刻已成多方“谈股色变”的点位，多方几多英雄豪杰在此战死，这扇生死之门上套牢着1900亿元的筹码。8月借利好而狂飙的行情，三次在“777”关口无功而返，此关口真给人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沉重心理压力。
8月29日，大盘在蓄势整理之后，第四次向“777”关口发起冲击。此时主力突然大幅拉升浦东概念股，从资金流向上看，金桥、陆家嘴和外高桥分别占据前三位，成交金额均超过了3亿元，第五位则是东方明珠。浦东概念股当日总计成交了13.36亿元，占沪市成交总金额的36%。一马当先的是当日正好除权的外高桥，当日大幅填权，日升幅高达67.69%，成交1762万股，当天换手率高达117%。浦东概念股的崛起，举着大盘旋风般地刮过“777”关口。
最初的浦东概念股指“二桥一嘴”，即金桥、外高桥和陆家嘴，后来又将东方明珠纳入，并称为上海股市中的“四大天王”。“浦东概念股”的崛起，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板块概念的出现。它和最早的沪市“四小龙”概念不一样，“四小龙”仅仅是因为爱使、申华等四个股票流通盘小而得名，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但浦东概念股却有本质上的联系：它指因浦东开发开放而成立的新公司（不是指原来就地处浦东的公司，如申华），这些公司象征着浦东的开发，关系到浦东这片举世瞩目的热土能否真正崛起在东方，所以这类公司一上市就受到市场普遍关注和热烈追捧。
1993年3月26日，浦东概念股中的金桥率先上市，开盘为10.32元，相对2.50元的发行价，可谓天价了。但当时的公司老总指着金桥开发区对几位投资者自豪地介绍：“看吧，那一大片土地都属于我们管辖，现在虽然是处女地，一经开发其增值趋势不可逆转。”于是投资者信心倍增，在4月份一轮900点到1400点的行情中，金桥成为领头羊，股价翻了三番。1993年6月28日，陆家嘴登场，发行价2.80元，开盘价为17.88元，相对于金桥更高。8月4日，同样2.80元发行价的外高桥开出了天价般的盘：45元，令人头晕目眩。1993年4月9日，沪市大幅攀升，以1243点收盘时，浦东金桥就以70.32%的涨幅位居榜首，令人刮目相看。从此人们形成了沪市中的“浦东概念股”，并对这类股票寄予厚望。
主力启动“浦东概念”板块来进行冲关夺隘，可谓适得其所。“777”关口已破，接下来指数遥望1000点。1994年9月6日，沪市股指不负众望，报收于1004.92点，当日上扬64.36点，成交金额竟高达157.54亿元，创历史纪录。一时间股民们沉浸在历史高点指日可待的兴奋与喜悦之中。但主力机构会把这副杠铃再举下去吗？显然不会。仅仅一个月时间，沪市股指从300多点暴涨至1000点以上，各路庄家心里也明白，这种涨法定会让呵护股市的管理层心惊难寝的。9月中旬开始，牛劲开始退潮，庄家们纷纷出货，市场谣言四起，盛传交易制度将由“T＋0”改为“T＋1”等。
国庆节后的三??交易日，沪市股指一落千丈，重回“777”下方，熊市再度回来的评论见诸报端。10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责一些机构妖言惑众，扰乱人心，在股市里“捣糨糊”。两天后，该报再发表题为《维护国家权威，保持沪市稳定》的文章，强调维护股市稳定是当务之急，措辞严厉。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中国证券报》在第一版转载了这篇署名“庄言”的文章，还加上了“编者按”。规范信息传播，稳定股市，在媒体的压力之下，成为管理层首先必须做的事情。
10月21日下午，沪市管理层决定今后不再举行例会，而是实行信息即时披露制度，试图打败小道消息，以正视听。10月28日证监会颁布《配股申请信息披露具体规定》；11月2日，证监会又颁布《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配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与此同时，上海证管办制定颁布了《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的若干规定》。
但规定是规定，不要说小道消息，大道消息也难规范。11月8日，《中国证券报》严肃地告诉股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即将入市，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有关部门哪天有空点一下头了。这条消息与陆家嘴公司将资产重估的消息，刺激沪市当天跳高30多点开盘，成交放大到44亿元。11月15日，传媒又说保险基金近期不打算进入股市，因为近期难以实现这个“梦想”，起码要等《证券法》出台之后才有可能。于是股市应声而落，低开16点，当天跌掉28点，交投减两成多。
此后沪市大盘在710点上下不死不活地横盘，“浦东概念”也渐渐地被股民们淡忘了。
第二、“327”浩劫
两虎相斗：君万起战火
1994年3月30日下午15点30分，深圳阳光酒店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人头攒动。一家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在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们看到首先走进会场的是神情严峻的君安总裁张国庆，记者们对张国庆的熟悉，并非因他是君安总裁，而是因为此君原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管处处长，还担任过深圳证券领导小组组长，可以说张国庆曾是深圳证券市场首任监管者之一。“8·10”事件后，他开始组建君安证券公司，1993年底因发行“君安再受益券”而一度引起媒体关注。
在张国庆落座之后，深圳万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以掌门人王石为首，如约而至，却没有到主席台就座。随即君安公司新闻发布会的总经办人何伟先生宣布会议开始，他代表君安宣读了一份由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海南省证券公司、香港俊山投资有限公司、创益投资有限公司等万科四位法人股东给君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实际上这是法人股东向万科公司提出的“改革倡议书”。“倡议书”对万科的经营提出了四点意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点倡议，要求对万科实施重大改组，而且称将推荐8～10名董事候选人进入万科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