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喧哗与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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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监管时期:内忧外患说风险(4)

1998年5月,金融大鳄们把目标锁定韩国,一阵乱棍打来,韩国的金融体系仅在4天时间里就被世界投机资本所摧毁。随后是日本,日本是经济大国,战事激烈,直打得“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莾”。最后大和民族败退,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而再再而三地降到历史最低点,一大批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和倒闭。此时差不多整个亚洲的资本市场已是“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亚洲的金融形势极度恶化。

国际炒家当然不会放过香港这个亚洲最大的自由港,如果拿下香港,亚洲的金融之战将完胜。于是他们从股市到汇市对香港资本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恒生指数被腰斩,逼近7000点关口。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在这场风暴中,一些有钱人的财富也被蒸发掉70%。

这时,整个亚洲的目光都盯在了刚刚开放不久的东方巨人--中国身上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在1998年3月“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新一届政府表示,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胀率不超过3%,为此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需要贬值。

1998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需要贬值,同时警告境外投机分子不要打人民币的主意。8月20日,国家外汇局负责人在北京举行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上再次指出,人民币贬值的传言没有根据,一两年内人民币汇率可以保持基本稳定。9月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外宾时也强调,人民币不贬值,而且保证1998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是个尚未开放的市场,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贬不贬值由政府说了算;股市也是封闭的,投机资金无法直接攻击。也就是说,我们有“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

可“金钟罩铁布衫”也有可以被攻击的穴位,那就是刚刚回归的香港。如果香港像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金融体系被击垮,那么亚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说将无一幸免。

曾荫权发动港股保卫战

香港是个自由港,信奉的是政府不干预的市场行为,正如当时香港金管司司长任志刚所表述的:我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先生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当时真的不好过,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另一方面却不愿看到香港的自由市场被外来资金任意操控,心情是百般矛盾。

“自由市场”对香港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要看自由市场如何操作,就该到香港去。”政府干预股市,会使香港“自由市场”这块金字招牌蒙上“污点”,就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说:“这一举动会损害香港金管局在过去多年来赢取的极佳公信力。”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香港时,不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香港特首董建华派出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曾荫权,1944年出生的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财长;另一位是45岁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他在1997年被《欧洲货币》杂志评为最佳央行行长,年薪高达800万港币,成为香港公务员首富。

1998年8月,港府“部队”一字排开,正式迎战世界金融大鳄。冲锋的时机定在8月14日星期五,因为接下来的三天是香港的公假,在三天休市前进行突击,让投机家们来不及还击。上午9点30分,曾荫权正式通知香港证监会主席,港府要入市了。这时任志刚已亲赴前线督战。港府的救市行为是明的来,曾荫权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已行使外汇基金管理条例所赋予的权力,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运用外汇基金,在股市和期市采取应急行动,与投机炒家进行对抗,以此来维护香港的金融秩序。

开盘后,国际投机资金沽盘汹涌,港府外汇储备资金横刀招架。在港府资金的后面,中银汇丰恒生狂扫银行股,和升证券猛攻香港电讯,并在四大地产股买单上排列着和升证券的30多列单子,犹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一字排开,对空方构成巨大的威慑力。但投机资金并不示弱,一轮轮抛盘不断涌出,多空交战到下午3时,曾荫权、任志刚和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大力号召华商奋勇入市,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家进行殊死决战,大有招募义勇军、敢死队的意思。

三天公假后更加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第一个星期,香港金管局承接20亿美元的抛盘,第二个星期再接42亿美元……8月28日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投机家们手持大量期货合约,企图打压股市,从而在期货上套利,这一天势必成为大决战的日子。果然,这天一开市,仅半小时,成交金额就突破100亿港元,国际炒家疯狂做空股市,而曾荫权的港府部队死死守住恒生指数7800点大关。到下午4时,恒生指数虽然下跌了93点,但报在7829点,守住了7800点。在股市与期市上与国际投机炒家进行了一天的浴血奋战,股市放出790亿港元的天量,而港府投入资金达710亿港元,在7800点关口构筑了坚固防线。

9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7项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和遵循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措施。9月6日,香港财政司又推出严肃香港证券期货市场纪律的30条措施。到10月30日,香港恒生指数重返万点大关。至此港股保卫战宣告结束,港府共投进去1637亿港元,占香港外汇储备的13%。对于买入的股票,港府在交战之前就已作了安排,在外汇基金之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来管理这些股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有序地抛出。

战役是打赢了,可也有后遗症,随后到来的连续6年的通缩,与这次政府干预股市不无关系。一些人对政府介入市场的做法也颇有异议,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和《信报》专栏作家林行止就坚决不赞同,美国《时代》杂志把港府入市称为1998年对投资者最坏的消息。不过也有赞同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都表示了赞同。在2000年7月,格林斯潘也表示了赞同,他说:“政府的安全网及干预措施不能完全被取代,最少就短期而言,私营部门若缺乏官方援助,其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及范围始终有限。”

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毕竟成功遏制住了金融危机在香港金融市场的爆发,使得世界投机炒家损失惨重,著名金融炒家索罗斯在10月27日承认,他所管辖的4只基金分别亏损一至三成,将被迫倒闭一家,合并两家。

1997年恒生指数最高达到16000点,在金融危机中,一度跌到6000多点,港股保卫战后,一路走高,到2007年已冲高到22000点,市值从1997年的3.2万亿港元升至2007年的15万亿港元,10年间增幅高达3.75倍。

调整市道盼“救星”

中国内地尚未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境外投机资金无法直接攻击内地的货币市场和A股市场,然而B股却遭到国外资金的大量抛售,尤其一些投资B股的亚洲投资商,由于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纷纷从B股市场撤资,B股遭到开设以来最为严重的巨挫,跌势难止。有20%的B股跌破面值,50%跌破净资产,70%跌破发行价,B股的平均市盈率仅存10倍左右,这不仅给B股的发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紧紧拖住了刚刚走出熊市的A股的“牛蹄子”。

中国股市真正开始挤泡沫是在1997年5月,沪深A股到9月底跌幅已达30%,加上B股巨挫的心理影响,股市显出熊市特征。1997年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对此重大利好,股市的泛红也只是昙花一现,阴跌时间过长,股民仿佛已经麻木,视利好若无睹。

9月22日和23日两天,股市一改缓缓盘跌态势,出现两根形态难看的长阴,似乎又到了牛熊分界点的关键时刻。9月24日,股民们猛然眼睛一亮,他们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和《证券时报》的头版头条位置看到评论员文章,文章口径统一地强调要认清大势,坚定信心,发展股市。对已经仰惯政策鼻息的中国股民来说,这次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政策要做多。不少心明眼亮的股民返身抄底,当日股市止跌企稳,向上反弹。

果不出股民所料,国庆节后利好频传。10月7日,国务院第62次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10月15日,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积极稳妥发展证券市场,进一步做好股票发行上市工作》,16日,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此文,立刻刹住了股市的连跌,当天沪市指数1025点也成了世纪之底;10月23日实质性利好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再次降低,年利率平均下调1.5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1.1个百分点,其中活期存款年利率由1.98%下调为1.71%,整存整取定期存款,3月期的年利率由5.4%下调为4.14%,1年期年利率由7.47%下调为5.67%,3年期年利率由8.28%下调为6.21%。

然而这次降息,对散户来说并没捞到多少好处,消息灵通先知先觉的市场主力,在消息公布之前已完成建仓,股价步步抬升。10月23日消息出来后,沪深金融概念股全线飙升,爱建股份、鞍山信托、陕国投等升幅均接近10%。由于主力猛攻金融股,股市出现巨幅震荡,成交量成倍放大,深发展放出巨量,几近涨停,而沪市领头羊四川长虹虽非金融股,也有大笔买单入货。正当犹豫不决的散户开始跟进时,大盘上档抛单突然汹涌而出,先行建仓的一些主力机构借机出货,多空双方围绕深发展和四川长虹进行了激烈搏杀,最后以散户为主的多头军团不敌空头,深市一度飙升198点,再度反跌32点,盘中几度拉起,收市硕果仅存20点,相对而言,领头羊不是金融股的沪市振幅没有深市大。

1997年沪深证券成交总额突破30000亿元,尤其是1997年12月31日,沪深股票市场总成交额一举突破30000亿元大关,达30721.85亿元,创出历史最高纪录,为19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股指却并未创出新高。我们可以看到,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中,中国股市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固然199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总数迅速突破3200万人,可沪深证券市场的市价总值已高达17529.23亿元,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以上。同时1997年的扩容速度是超常规的,当年上市新股多达200多家,几乎平均每个交易日上一家。到199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规模已超过800家,赶上了香港证券市场(由于证券品种太少,总数仍为香港的63%)。在后来的十年回顾中,人们发现1997年是上市公司增加最多的一年,沪深两市发行的A股和B股上市公司达745家,比1996年底增加215家,增幅为40.56%。这样的扩容,使得中国股市在短期内扭转了供求关系,第一次出现供求平衡,甚至供略大于求的局面。

无论是机构大户还是券商,都热衷于一级市场,那么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至少对于二级市场而言,是供大于求的。在一级市场上明显处于弱势群体的散户,不得不接受供大于求的局面。可管理层并没有要把扩容速度减缓下来的意思,于是市场要求双向扩容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合理的。当大盘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二级市场上时,要弱势群体去一个个地承接,显然有违市场“三公”原则。

第四、股权的诱惑

“君安教父”翻船

1998年7月23日,国泰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与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联合公告:两公司董事会经研究提议,依法进行合并。消息传来,连续大幅下挫8天的沪深股市企稳止跌,这叫“见光活”。显然先知先觉的主力们知道君安证券出事了,才导致连续8天的下挫。对于散户们来说,遭了难之后才知道自己经受了晴天霹雳。正规部队躲在黑暗里偷袭民兵,民兵哪有还手之力,这个市场已不是战场,而是屠场。

不过被屠杀的民兵不怪屠杀者,而怪制造“黑暗”的人。人们非议,对于合并这种重大的事件,也不见召开两公司的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合并、分立、解散和变更公司形式等重大事件,有限责任公司均须召开股东大会,行使最终表决权,岂能由董事会一则公告擅自为之?想来情况不仅“特殊”,而且有些危急。表面上联合公告上的理由说得一点没错,“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促进证券业稳健经营。”可对股民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理由。君安证券公司的发言人透露的才是真正理由,发言人表示,君安公司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公司董事长张国庆与总裁杨骏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很明显,君安成了“万国第二”,君安的最高领导层栽了。

说起君安证券公司,??民们不会忘记,1997年在深圳证券机构经营业务调查中,君安当属龙头老大,无论是交易总额、利税总额、总资产、净资产,还是新股发行数量、净利润等指标都占据深圳第一位,甚至那年承销国债12.99亿元,也列各券商之首,承销企业债券近10亿,位居全国老三,同时还策划承销了国内首种可转换债券。1997年君安在香港参与股票承销达39种之多,并担任32家上市公司的联席保荐人,取得联交所上市主保荐人资格。如此骄人的业绩,深圳券商首席地位,舍其而谁?

令股民心寒甚或恐惧的是,上海和深圳证券业的龙头老大都出了问题,要人们如何信任以“信用为本”的中国证券业呢?实际上出事的都是公司的掌门人。君安能够成为证券业的骄子,与张国庆是分不开的。

君安证券有限公司1992年10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仅1.08亿人民币,当时由广州军区的企业合能公司、中创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等多家企业联合发起,故取名“君(军队)安(粤语全部的谐音)”,由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管处处长的张国庆来执掌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