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
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中国人口的历史机遇
不过，中国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历史机会，可以把“人轻”的劣势扭转过来。这一机会，就是马上将出现的老龄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老龄化和黑死病有着相当类似的功能。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这将使劳工在市场上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问题是，面对他们在市场上的要价，政府是应该支持、保护他们的权利，还是抑制他们的权利？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抑制亚当·斯密所分析的资方在博弈中的资本优势，使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地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有些经济学家称，最低工资的立法会降低就业率。这个问题至今越来越有争议。其实，即使真是降低了某一部门的就业率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最低工资逼着老板裁员，他就必须通过优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员的不足。当美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时，一位坚持雇用刑满释放人员、并支付可观工资的老板就说：“如果你的买卖仅因为将最低工资提高那么几美元就会垮掉，那说明你的创意太少、太缺乏竞争力了！你带给社会的新东西这么少，社会凭什么回报你呢？你早该倒闭，让我们这样的企业来替代！”
中国也应该如此。不能给工人支付千元以上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的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使它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方一边。这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让我们放眼中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主导中央政府，贵族主导地方权力。当贵族和农民发生纠纷后，国王法庭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这就使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英国王室不仅存活到今天，而且仍然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这和历史上国王法庭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这种“人的崛起”，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还必须有大量的教育投资。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识字率明显比非工业化国家高。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也建立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优越的教育体制使劳工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未来劳动力供应萎缩，更应该懂得“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加强对未来一代的培养，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长远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民工子弟在教育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这无异于进一步摧毁了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所以，中国不仅需要极大地增加教育投资，更需要教育平权。每个公民，都应该从小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这样长大后才会想着回报、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才会成为更自觉、更有创造力的劳工和公民。
中国的经济战略与生活战略
那么，在“人重”之外又怎么能够获得“物轻”的优势呢？坦率地说，占据“物轻”的优势，需要天时地利。这两者恰恰都是中国不具备的。英美两国都有巨大的矿产资源。18世纪英国的煤，19世纪中期美国发现的石油，为两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能源。同时，广泛的海外扩张，又使两国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中国的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如今的世界已经挤满了彼此竞争、彼此防范的民族国家，海外扩张的空间非常狭窄。更不用说，中印等资源密集型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对原材料、能源、农产品的需求，使之越来越贵，“物”越来越“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
回应这一挑战，要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下手。就开源而言，中国需要发展全球的能源、原材料，乃至农业战略。比如，中国积极发展同石油、原材料出口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租种农地。这些都是以“物轻”为目标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不过，这些措施必须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框架中展开，不管多么成功，对他人的依赖还是非常严重。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打破这种依赖，还必须在节流上做文章，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战略。
到1995年为止，中国基本上能够石油自给。但是，现在中国所消耗的3/5的石油都依赖进口。这些进口石油的比重不仅仍在逐日增加，而且大多来自世界非常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油路还要经过美国海军所控制的海域。这一局面，对未来的中国提出了两个启示：第一，排外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崛起是不相容的。中国已经不是乾隆时代“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而是从能源、原材料到市场无所不求于人的“世界工厂”。不管那些民族主义者对美国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多么怨恨，只要这种秩序存在，只要中国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就可不费一枪一弹地利用畅通无阻的海上贸易航线和油路，享受着“搭便车”的福利。第二，不管中国如何在海外拓展、如何与有关国家合作，从中所获得的安全感也是有限的。即使中国所依赖的原材料和能源市场以及海运航线都稳定畅通，这些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也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物之轻重几乎无可奈何。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战略的要害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物”的依赖。在经济战略上，节能和环保是首要之务。中国是世界头号污染大国，而且马上将取代美国成为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头号排放大国。在《京都议定书》阶段，发达国家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定了较低的或者说是“滞后”的环境和排放标准，理由是地球的温室效应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排放积累的结果，责任应该由发达国家来承担；发展中国家技术较低，需要廉价的发展机会，应该有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新的环保和减排的标准。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所制造的污染及排放越来越多，这种国际同情将被国际压力所取代。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看，这是一个是否屈服于外界压力的问题。但是，从中国崛起的世界主义立场上看，这则是中国是否能克服未来的发展瓶颈的问题。
在环保和减排问题上，中国不仅不应该滞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这里所涉及的首先不是中国如何救世界，而是如何救自己。环保和减排要求的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后果是减少对能源的依赖，甚至可能通过降低能源的需要而降低其价格，从而导致“物轻”的结局。这和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正好完全吻合。要知道，在工业革命最初的半个世纪，“人重物轻”的英国一直遥遥领先。欧洲大陆在1850年才开始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