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金融民主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
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要想维持，就不能仅仅靠等着外国公司的订单，等着外国的投资。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中国过去历朝历代，凭着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应付战争时不是依赖金融市场，而是用苛捐杂税对自己的老百姓敲骨吸髓，结果往往是即使应付了战争，自己的社会也从内部瓦解。
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有了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才能获得金融自主。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19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1/4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本质上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
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日本的GDP总量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也达到4.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亿多美元）和日本（4.9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3.6万亿多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有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都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中国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内地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GDP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GDP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范围内。中国内地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20名。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会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通晓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国成为了吸收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颇为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彻底扭转了中英间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
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中国对股票市场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货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都是外国银元。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才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艘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支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带来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却能从容应对。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金融市场可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依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我们不妨简单探讨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略的线条勾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由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的。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1]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织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程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织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1300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因此也导致了香槟地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领先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路程远。最重要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期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线的农妇可以早晨拿几个钱到市场上买些棉花，第二天早晨拿着纺好的线到市场出售，随即用所得的钱再购买棉花，回家开始下一轮生产周期。这是江南方志上记载的中国农村典型的工商贸易形态。在这种贸易形态中，农妇的利润非常小，但她除了第一次买棉花的钱外，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最初这笔小投资也马上可以收回来。海上贸易则不然。一只船出海经常要一年半载，在远方大量收购奢侈品也需要巨额的资本。
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必须以长时段、巨额的投资为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societas maris”，即海运商人出1/3的资金，投资者出2/3，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另一种叫“commenda”，据说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更接近日后的股票投资：海运商人本身不出资本，资金全由不亲自冒险的投资人支付。等商船满载而归后，投资人获得3/4的利润，航海的商人则获得1/4的利润。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就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我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
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意大利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变得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领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了从来没有失陷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在顶峰时期其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它的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占据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所发明的。由于有了初期的金融市场，这些城市国家在危急时刻通过向市民发放国债来支付战争费用，并发展了国债的次级市场，使国债可以如同股票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另外，意大利的大商人不仅向本国的政府放贷，而且也是欧洲各封建王侯的债主。比如佛罗伦萨的几个超级公司，就频频向英王室放贷。作为交换，英王室给予这些公司出口英格兰羊毛的特权，这使佛罗伦萨控制了毛纺织业的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