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今的计划生育组织，深入到每个街道，费用庞大。如果把这笔钱用做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妇女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找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好事。取消计划生育，代之于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来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就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
所以，现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时机。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出生率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才能达到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决策者要拿出勇气，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取代控制她们生育的行政手段，通过市场来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21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盛期的1、2世纪。一些历史学家估计，那时的罗马帝国总人口可达5000万到1亿。不过，这一庞大数字，包纳了大部分欧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东地区广大领域的众多种族。其宗教、文化、语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联系松散，很难算是一国的人口。退一步说，至少自隋唐统一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就再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一地位真正的改变，将出现在本世纪。根据最新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前景，当然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属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近1/4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印度，除了经济改革上领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正享受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当中国从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上走下来时，其国际地位和经济竞争力是否会受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看看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进行他传奇般的中国之旅时，欧洲正经历着商业革命，并且马上要跨入文艺复兴。他的故乡威尼斯已经发展为一个商业贸易帝国。意大利的一系列城市国家也迅速崛起。欧洲在商业贸易乃至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开始领先于世。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到南宋已经达到顶峰。以人均GDP来衡量，领先的势头正在被欧洲的发展逐渐削弱。但是，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简直就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天堂！他的夸张描述，激励了哥伦布取道西线到东方寻宝的野心，最后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令欧洲震惊？我们不排除当时中国的人均GDP略为领先的可能。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高于欧洲。明清时代，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位置，到了19世纪末期才被美国所取代。
如今以人均GDP算，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左右，是个地道的穷国，但因为人口众多，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仅居美日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也因此有了大国的称号。这一规模经济的优势，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样，弥补了我们在生活水平（或人均GDP）上的弱势，使我们有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供应世界的能力。比如，改革以来中国制造业上的优势维持了这么久，已经不能仅仅归结为劳动力便宜。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劳动力价格都比中国便宜得多。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充足的劳动力向西方国家供应超大批量的产品。
但是，当人口规模一旦被他国超过后，这一局面就会改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人口上可能取代我们而成为人口第一的印度。中国和印度同为崛起中的国家。印度经济改革起步虽晚，但有自己的优势，后劲十足，最近在GDP的增长速度上已经逼近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印度。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放缓、停止，甚至可能下降，被抚养人口的负担加重。这会进一步使劳动力的成本和价格上升。与此同时，印度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不断扩大，人口年龄相对年轻。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14%左右，印度则仅为8%上下。可见，印度的劳动力总量，将先于其人口总量超过中国。当印度在劳动力数量逼近乃至超过中国，并且价格明显低廉的时候；当印度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经济政策更加优惠的时候，印度就会从我们手里夺走供应世界的能力。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衬衫经济学”就不会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适时地进行产业升级，使经济朝高端发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输给了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已经领先了我们，成为了“世界办公室”；印度也出现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而我们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却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像是中东国家依赖开采便宜的石油一样。说白了，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而这种原料的供应，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不断减少。
当印度的制造业能够大批量地向世界提供更廉价的产品时，沃尔玛这样的买主还会来中国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问的问题。
人口变动与制度创新
人口学家预测，在2040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顶峰，随后缓慢下降。中国也将不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意义不可小视。
以中国的生态水平来衡量，人口早已严重超载。人口下降，将大大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人与人、人与国家的政治社会关系，也可能由此改变。只是与前一种关系不同，这后一种关系的改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框架做准备。
欧洲14世纪受黑死病的袭击，人口数量大降。有学者估计，1300年欧洲人口为7300万，1350年则仅剩5100万，到1400年进一步下降到4500万。一个世纪期间，人口损失了1/3，直到1550年才恢复到了7800万的水平。英格兰的人口在1348年时为370多万，到1400年仅剩210万，损失了1/3，到1603年才恢复到370多万的水平。当然，这里不排除黑死病后人口统计效率的下降，或者少报数字的可能。不过，欧洲人口的急剧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黑死病之前，欧洲经历了商业革命、人口上涨、资源紧张，这些引起了物价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急剧的人口下降，使大批耕地被弃置，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源而变得特别昂贵，由此改变了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平衡，酝酿着制度的变革。在人口过剩期间，土地的增值和劳动力的贬值，使掌握着土地的封建领主增加了其政治和经济权力。人口下跌后，地廉人贵，封建领主只求地不要抛荒，因此只收很少的地租，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增多。同时，劳动力的昂贵，也刺激了节省人工的技术的发展。所以，一些历史学家将黑死病视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很快就进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把整个世界带入了现代。
不过，并非所有地区都享受到了这一冷血式的“人口红利”。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和尼德兰地区最先走入近代，东欧地区则并无本质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普通百姓，趁对自己有利的人口变动中从统治集团那里争取了更多权利和自由，而在东欧地区，统治集团则进一步加强了对老百姓的控制。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主要源于制度框架的不同。西欧在黑死病前已经发展出参与性的政治过程，比如英格兰的国王法庭和封建领主法庭都有陪审制度，断案要有公理，而不是一个权威的独断。黑死病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使得下层有机可乘。比如英格兰的佃农，趁劳动力稀缺时和封建领主定下了优惠的租金。这一租金常常是终身的甚至是继承性的，并受到了传统的习俗和法律的肯定。等经济恢复，人口增多，物价飞涨时，这一固定租金的实际价值已经微不足道，只是象征性的租金。佃农近乎无偿地使用土地，并利用食物价格的上涨大发其财。封建领主想退佃增租，佃农就会到国王法庭打官司。希望削弱封建领主权力的国王法庭，常常站到佃农一边，使佃农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捍卫了自己的“传统权利”。正是他们，利用在这种优惠条件下赚的“第一桶金”，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农场主，最后导致了一场“农业革命”的爆发。
反观东欧，事先没有参与性的政治过程。黑死病后，统治集团也没有分崩离析。人口数量减少，统治者索性加强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为土地有的是，封建领主对劳动力又有强制性的权力，根本不用操心改善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东欧也因此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本世纪的人口下降，固然远不能和14世纪欧洲的剧烈人口震荡相比。不过，欧洲的经验，以最戏剧性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人口变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颇有参考意义。
中国目前的经济奇迹，所依赖的最大资源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在人口下降，特别是马上就要出现的老龄化的情况下，不仅劳动力有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价格，劳动力的生存成本（包括抚养老人的成本）也会提高。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瓦解了我们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同时，当“工作找人”取代了“人找工作”的局面时，劳动者手里的砝码就多了。如果他们能借机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会像英格兰在黑死病后的发展那样，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长久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我一再强调，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单一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在尝到甜头后，更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甚至希望通过抑制他们的权利要求来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他们口口声声所称的产权，从来指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所得。这种靠剥夺老百姓政治权利而压低的劳动力成本，惯坏了企业，使它们像当年东欧的领主那样，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结果，至今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也没有为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进行国际竞争做好准备。所以，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就特别让人担心。
如前所述，人口下降并不会自动地给我们带来好的制度。我们必须自己为制度创新做准备。这种准备有两方面：第一是扩大基层民主；第二是打破利益集团的同盟。近年来我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打破政经学三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