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者方面说，现代金融体系为他们的积蓄保值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要知道，在16世纪，欧洲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即随着美洲白银的引进和金融市场的形成而刺激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财产观念。过去你有积蓄可以投资也可以不投资，你只要把钱稳妥地藏在家里，至少没有损失。但是，在世界进入通货膨胀的时代后，你不投资，这些积蓄就会不断贬值。所以，现代金融不仅帮助了生产者，也使得现有的财富能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保值甚至增值。当既有的财富可以通过投资增值后，用于投资的财富（也就是资本供应）也就越多。资本供应的增大产生两个结果：第一，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第二，由于资本供应的增多，资本变得不那么稀缺，必须通过降低利息以吸引人来借贷。这样就导致了资本费用的降低。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那就是借钱便宜了。这也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鼓励了投资、鼓励了增长。这也难怪，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经济在公元1000年的年度增长率仅为0.01%，在1000～1820年间为0.22%，到了现代，也就是1820～1998年，增长率达到2.21%。本世纪以来的增长率则大多在3%以上。可见，世界经济是在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才开始出现显著增长。用个简单的比喻，现代金融就像是载乘经济发展的飞机。在飞机发明之前的古代，鉴真东渡日本耗尽一生之力，到达时已经双目失明。如今，从上海飞到东京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讲，金融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现代金融就没有现代国家。中世纪的王权，几乎不具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结构。这样的王权受到两大限制：第一，其统治基本是个维持温饱水平的农业社会，剩余价值很少，一年的岁入寥寥无几。第二，因为岁入有限，因此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社会。传统的中国以庞大的官僚集团而著称。但是那种庞大，不过是人口基数的反映而已。即使在中国，人均官僚数量也非常少，官僚的分布也非常稀松。乃至中央的官僚大致就派到县。一个县哪怕几十万人，也就那么一个县太爷会从中央政府拿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紧急情况，比如战争，国家倾其一年之岁入也无法应对。欧洲的王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向大商人借钱打仗，以日后几年的岁入作为抵押。后来，在荷兰的金融市场确立了长期信贷的财政安排。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聪明的政府，如英美政府，利用这种低息的长期信贷达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紧急贷款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特别是战争），再用自己的军事行动所创造的“和平红利”（即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来还贷。第二，先用借来的钱建造自己的官僚组织和财政体系，有效地控制了税源，在具有了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的能力后，政府再用自己的财政体制汲取的资源偿还债务。当今美国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而大肆举贷就是一例。可见，与美国自己的金融市场相比，国家应付危机的能力就小得多。中国过去历朝历代，凭着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应付战争时不是依赖金融市场，而是用苛捐杂税对自己的老百姓敲骨吸髓，结果往往是即使应付了战争，自己的社会也从内部瓦解。所以，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不仅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必需，也关乎国家的安全。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盈余。但因为自己没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债券。自己财富的保值，不得不听命于人。这也是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迫切性所在。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国上海这个大都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提出了四点必要条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在此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两条：宪政制度和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
关于宪政制度之重要，前文已经论及。事实上，到了18世纪，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金融市场的威力。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和发展起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多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基本都采取的是共和体制。在尼德兰，中央政府的任何财政需求，都必须经过联省议会的批准；联省议会的各省代表，又必须根据本省议会的授权投票；省议会的财政行为，则必须要获得在省议会有投票权的城市的认可；城市的政府，则受到那些不停地买卖股票和债券的市民的影响和控制。可见，影响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经常是同一批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股市才会对政治放心。这是宪政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亲和力之所在。
伦敦金融市场的崛起，也在于英国王室或政府的任何财政行为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政府是有限的、负责的。华尔街的崛起，也是靠总统必须到国会要拨款的政治架构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其国债的利率仍然很低。这主要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和宪政的亲和力，使投资人对美国政府更有信心一些。相反，像法国的波旁王朝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市场，但种种努力都以金融灾难而结束。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了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只能自己坐在银山上走上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才能立足于世界，但这个市场并不是想建就能建的。
信息充分自由的流动是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之所以成为“欧洲的华尔街”，一个原因就在于这里的信息最灵通。这些城市的商船四通八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通道，甚至连欧洲各王室也要依赖意大利的商人获得海外资讯。佛罗伦萨不仅诞生了许多银行家，更诞生了彼得拉克、薄卡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等一批文化、艺术巨人。16世纪的荷兰，基本是欧洲言论出版最发达、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宽容的地方，这就保证了资讯的畅通。再看19世纪至今的伦敦和纽约，全是出版之都、报业之都，言论自由有着严格的保障。金融市场之所以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就是因为它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完全在政府掌控之外的资源和个人，都会根据这个神经中枢所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宪政政府之所以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就在于这种政府没有控制和垄断这个神经中枢的野心和能力，只能根据这个中枢发出的信号来行动。一旦政府控制了这一神经中枢，妨碍了其信息传递的功能，社会就不会再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建好的金融中心也无法发挥作用。
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和建立“世界工厂”是截然不同的事业。上海至少要成为世界上说话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对外资讯交流最顺畅的地方之一，使经济的神经中枢能够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自由发布信号、传递信息。否则，世界金融中心在中国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千秋大业并非金融界本身的事，也是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距离世界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从2009年5月“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克鲁格曼在他的中国之行中，和中国经济学家、媒体有了激烈的交锋。他认为，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的理由，其实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过：从来是富人借钱给穷人。难道穷人借钱给富人不奇怪吗？另外，在我看来，中国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而且是高速发展中的经济体。过去的增长率经常是两位数，如今即使增长放缓，也大致能保持7%～8%的增长率。美国是个发达的成熟经济体。经济过热时也不过是4%～5%的增长而已。如今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钱投到高增长率的经济体里理应回报率高。怎么会出现高增长率的国家把钱借给低增长率的国家呢？打个不是那么恰当但很直观的比方，一个人把钱存到银行，如果放着9%的年息不要，而选择了2%的年息，你是否会觉得“非常奇怪”呢？
看报道，在会场上，中国有些金融专家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中国贸易顺差主要仍在于“比较优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更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不能有效地把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用出去，所以政府有多个部门在做向外投资。从过去一二十年看，美国等外国债权买得最多也相对最安全。”“中国的东西为什么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呢？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计入成本内，东西就是便宜，所以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这些话可谓句句到位。但是，我总觉得这其实是在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克鲁格曼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的地方是他认为中国的出口盈余不是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而是政策的结果。“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计入成本内”，这些难道不都是有关政策的后果吗？
其实，冷静想想，克鲁格曼还是点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要害。其一，中国的金融市场太落后，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不然为什么要有把上海建设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呢？其二，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比如医疗保险、教育投入、退休保障等等。这些基本的社会开支，其实都是劳动力价格的组成部分。教育是创造劳动力价值手段，医疗保险则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保修”……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如果对劳动力的这些基本投资都省去，当然就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中国制造”自然也就特别便宜。这种便宜当然不属于“比较优势”。
几年前，我针对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衬衫经济学”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其要旨就是呼吁制定完备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法规，给为中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民工们提供医疗、退休、子女教育等基本的社会服务，完全支付劳动力的成本。现在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如果放着这些不做，而把钱放在美国的债券上，这怎么能不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