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本地著名的紧邻政府大楼、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县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稍后，我就发现丹阳的名字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我们这儿的传奇人物，算得上是首富。”一位本地人对我说。按照这位当地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的，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述说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19世纪末匹兹堡的安德鲁·卡耐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或者过去3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富人们，都有着类似之处。
巴东的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13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其实并不老，它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只是更旧更脏些。严格来说，它仍应是一座新县城。更老的那一座如今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已被淹没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因为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练习他的游击战术。
而我现在踩着的路面是巴东政府第一次建设的新城，它只是向上移了一些。但很快，决策者发现，这块地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于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果断却草率地做出决策，对成本忽略不计。那座修了不久的7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卖气球的小余
我是在政府大楼对面的小餐馆里碰到卖气球的小余的。
一开始，我注意到的不是小余，而是他手里的气球。进了一家叫金字山的饭馆后，他的左手一松，那些气球就都顶在房顶，把它们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无精打采地垂下来。一个小时前，我在巴东新县城的广场上，看到几个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不过都是我们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都给人一种一望可知的廉价感，不过它倒与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粗鄙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而唇上柔软、随意的黑胡子。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是因为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他们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和朋友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秭归的家中过年。傍晚7点，他准时到了我们的酒店——县城里唯一一家三星级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里要了一个包间，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开始听小余讲他的故事。
小余1984年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18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1000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着各种可能性，也经常面临着各种新挑战。
除去分离废金属，他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有时找不到工作，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况且，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也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18000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50元，一直延续下去。“这要是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抱怨说。
眼下这个卖气球的工作他干了半年。他从宜昌按批发价每个两元钱拿到货，然后就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一般卖5元钱一个，如果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因为鼠年而流行的米老鼠，则可以卖到8元。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充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把气球充上气。
一周前，小余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他从未到过此地，也不认识任何人，除夕的中午饭是在我们碰到的金字山里吃的，一碗炒饭，当时它是县城少数开门的几家店面之一。
这几天，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不过，他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气球。
饭桌上都是男孩子，话题似乎自然地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的谈话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空缺，他们过早地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所以尽管不过20岁，却可能带上了暮气。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过，在暴力和性上表现的某种渴望，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有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地、头也不回地奔向衰老。
但小余却相信爱情，事实上，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的恋爱，一个大学女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给予回馈。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要她一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单独和她谈话，偶尔拥抱一下感受柔和的体温，但这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于女人们过分慷慨。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年轻女孩子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3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
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张，于是一直站在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似乎不太相信他。在巴东旧县城，他还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他送给了她一个米妮的气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但我们碰见他时，已是他连续3天来此了，因为“我想再碰见她”。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地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纯白竹叶虫坦然地趴在山峰之间，暂时休憩。江对岸的山已大部分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表明那里有人居住。
小余先是诚恳地想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似乎是对刚才被我们请客的某种回报。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是个18岁的年轻姑娘，是个卖春的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一起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某种帮助。“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京的奥运会，能去看一场比赛，“像是我人生的梦一样”……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一
从巴东县到巫山的快艇上，我离开艇舱，站到没有窗的船舷上。风迎面吹来，猛烈却并不寒冷。这一次乘快艇是下午3点，我睡够了，开始逼迫自己观察那急速向后退的两岸。一开始它看起来和明信片上的风景画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想象的三峡风光更秀丽。
因为大坝蓄水，江面升高、变宽，流速减慢，泥沙沉积到水底了，快艇像是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两边则是陡峭的山峰。上面生长的树木在冬天萧瑟得灰黄，倒是与其下的岩石色调一致。山体的形状与颜色偶尔发生变化，有时是黑色平平的岩石，有时突然像是一串突出的鱼脊背斜插入江面，陡陡的山坡有时是零星的树林，有时是光秃秃的一片，当一片梯田突然出现时，就意味着一个小村落的出现。
那些远望去像小小的火柴盒的房子突然聚集在山腰上，不出意外，还会有一道白线划过山腰，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有时，我会盯着一个“火柴盒”看，会看到一个红衣的小人从阳台上走回屋内。她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感觉就像每一次夜晚乘坐火车穿越城市的闹市区时，看到铁轨旁的居民楼中的万家灯火，就老是想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时，刺眼的人工痕迹会突然进入眼帘。我看到了中国电信那蓝色的广告牌，岩石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方块∶175米。一年后，当大坝彻底竣工之时，水面将达到这个高度。届时，山峰又会变矮一截，水面又将增宽，而那些山坡上的“火柴盒”又将消失一些。当那座橙色的跨江大桥出现时，巫山到了。
如果不是同伴提醒，我几乎就忘记了这是贾樟柯电影中引人注目的一幕。橙色的、像彩虹一样弯曲的大桥，连接了两座山峰，周围则是水墨画一样的背景：墨绿色的山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