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记得，临行前他对我说，是该认真地读书与生活，停止这种“堕落”了。是的，他的海德堡岁月才刚刚开始，而我也希望再次相逢时，他能背起这诗句——“而这魔力并未欺骗他们”。
武大往事
一
武汉大学的校园，比我想象的更美。W·H·奥登和他的朋友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曾经来过这里并记述道：“旧式的尖角屋顶与厚重的混凝土很好地相互呼应……从远处看，巨大的中央建筑嵌着一排排小窗，矗立在大湖之滨山峦连绵的公园里……”
这是1938年年初的景象了。两位年轻的英国诗人，来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当他们到来时，这座大学仍很年轻，却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10年前它才正式在珞珈山下创办，那些打动他们的建筑，大多也是1931年才建成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F·H·加勒斯，是它的主要设计者。大胆的尝试象征了他对中西文明融合的理解——是否可以用钢筋、混凝土，再现中国的大屋顶、飞檐，同时让这现代庞然大物掩藏在山、水与树林之间？
这美景也必定会催生出恋情吧。在奥登到来前一年，另一位英国青年正和一位中国的有夫之妇陷入一段引人非议的私情之中。朱利安·贝尔是个敏感、才华出众、追求刺激的青年，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1936年，出于对一个古老文明的好奇，他来到武汉大学教授英文，并在这里碰到凌叔华，一位公认的才女，也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在贝尔心目中，凌叔华是东方美的化身。
短暂的恋情，浓烈、新奇，却没能持续多久。它也引发了流言和道德上的危机，陈西滢颜面扫地。贝尔最终前往了西班牙，那里有着更新鲜的刺激，他也最终死在那里。凌叔华则充满哀怨地看着情人离去。
我在一本名为《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的小书中读到这段往事，作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将这段私情，视作两种文明的相互吸引、审视、接近和影响的过程，中国像是屏风上的水墨画，淡雅、镇定、空灵。
对于1938年的中国来说，这让人赞叹的文明，正遭遇它最毁灭性的时刻，这座校园也同样如此。
日本人即将到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平失守了，上海陷落了，济南丢弃了，南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整个中国风雨飘摇，上千万的难民开始了一场逃亡。武汉被视作重振中国信心的战场和临时首都。各种力量正奇异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争吵的军阀们正集结在蒋介石周围，一致承认他是战时不可替代的领袖；最著名的文化人在武汉创办报纸、写作民间诗歌、发表街头演讲、排演话剧，鼓动公众的抗战热情；除去W·H·奥登，它也吸引着罗伯特·卡帕、安格尼斯·史沫特莱这样著名的记者，他们对外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对正义的寻求在西班牙内战中遭遇到挫折，却在武汉看到了希望。
夹杂在大批难民中的，也有来自北平、上海、天津的学生，武汉是他们暂时的落脚点，不知是否还要流亡到更远方。谁都知道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就被视作这个处处陈腐不堪的社会的希望和良心。如何利用学生的热情，又不被这些热情灼伤，困扰着蒋介石，也激起了他的重要合作者陈立夫的最澎湃的想象。瘦小、精明的陈立夫相信，西方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共产主义），已经败坏了年青一代的头脑，需要借助传统儒学的力量来调动起学生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当然儒学要与三民主义紧密相连。一张拍摄于1937年12月的黑白照片上，蒋介石正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检阅士兵，不知那一排排面目模糊的青年人中，有多少学生，又有几个在日后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沿窄而陡峭的石阶而上。这是顺山势而建的女生宿舍樱园，因山脚下成片的樱花树而知名，浅绿色青苔星星点点地缀于灰水泥台阶和高大墙壁上，仿佛这里多年来从未改变过模样。混凝土和钢结构战胜了自然法则，建筑不仅能顺山而建，而且能在山顶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平台。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都建立在那里。共产党员周恩来就曾在学生活动中心发表过讲演。那个中国，生死未卜，却创造出意外的凝聚力。
二
还有多少青年了解这些往事？校门前仍矗立着巨大的牌楼，“国立武汉大学”的字体强劲有力。比起门口车水马龙、小商小贩云集的喧闹，它像是不合时宜的幸存者。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这所大学作一场演讲。那时，我仍沉浸在之前短暂校园散步的经历中。那些高大茂盛的树林，昏黄的路灯，起伏的道路，阴影之中的蓝顶白墙建筑，像是某段历史记忆一直被封存在那里。生活在这里的青年，该孕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吧。
在红椅背的大教室里，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与众不同。不过，我又怎能苛求。从北方到南方，从北京大学到任何一所院校，年轻人不都处于相似的困境中吗？
“我21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41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几个月前，一个北大三年级女生在课堂上对我说。我记得她情绪激动、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积郁释放出来——她单薄的身躯承受不住了。
她的感受，像是这一代人所处困境的某种缩影。他们大多出生在1987年前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20年的经济扩张、物质丰富、资讯发达，是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20年。我们曾本能地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视野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
但如今，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与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过分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增强，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恐惧与诱惑，创造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整个中国都变成一台赚钱机器，变成了物质利益的俘虏。它无视人的尊严与丰富性，对环境破坏视而不见，除去赤裸裸的权力、金钱，不信任其他的逻辑和追求。这种力量，可以迅速地修建工厂、开发楼盘、筑造高速公路，却不知如何去应对教育、文化——它们有关人的精神世界，有关创造力，有关对美与丑、正义与邪恶、高雅与平庸的价值判断，它们鼓舞每个人追求自由，鼓舞他们的怀疑精神，鼓励按照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有勇气坚持自己。只有这样，个人的可能性才被激发，基本的价值观才得到一代代人的捍卫，而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则受益于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
但在过去20年，我们目睹的不是用教育和文化的理念去影响社会，而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全面性地入侵教育和文化领域。校园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于政治压力，也臣服在社会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做独立的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们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们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给予人生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普遍性地缺席。他们的精神生活普遍的扁平、狭窄和过分世俗。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逻辑早已贯穿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它很可能摧毁几代人的头脑和内心，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荒芜而喧闹的精神世界中。
在武汉大学的交流，是对已经形成的现实的再一次确认。他们的感受差不多，很多时候，追问也差不多。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个能解决困境的方案——既然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一个人的力量够吗？
我不是个好的演讲者，缺乏系统性，也不够富有逻辑，很多时刻，我也只是个现象的罗列者。但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人们的眼睛与内心，已被厚纱遮蔽起来了，是非黑白似乎也被颠倒了太久，以至于常识的言说，也变成了惊人之语。
不过，自我重复终究让人厌倦。有时候，我扪心自问，去讲述这些现实，是不是还不如去为他们读一首W·H·奥登的诗，或是讲述一段校园内的忧愁往事更好？去呈现美丽、自由、深邃，难道不比去批判丑陋、禁锢和浅薄，更为有效？我多少有些担心，我掉入了自己所批评对象的同样逻辑。既然我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那么就不该过分担忧现实的社会环境，因为总有人可以从中跳跃出来。
三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馆再次遇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以及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而是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地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1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模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模仿的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它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2009年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
”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的两行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萧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著。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早孕检测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中国的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雕塑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中国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校门外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