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是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盛行的时代；是具有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困惑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也一无所有；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
21世纪伊始，人类社会在取得了20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空前繁荣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经济挑战：非洲的许多国家几百年来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世界贫困问题仍然严重；世界各国收入差距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越来越大；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使拉丁美洲国家失落了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傲人的“东亚增长奇迹”顿失辉煌；2001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长以惊人的速度下滑，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严重的同步减速，短期经济前景变得暗淡。
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专门学科，经济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践中，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必须致用。当前经济学在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挑战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遗漏，即在强调人的自利性时忽视了科学首创性是人类自由的结果。结果是，对世界各国最迫切的挑战——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学并没有能够开出一个长期有效的药方。
受到发展经济学结构学派思想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通过政策手段将储蓄率强制性提高。几十年的资本积累导向政策的实践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是令人失望的。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世界银行已放弃以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民营化)，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新古典经济学对日本的长期停滞和对美国的“新经济”前景提不出有力的见解，在指导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上因数次金融危机而遇到严重挫折。
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从长远看，人类终将解决其经济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社会组织，它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但又不会与我们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相抵触。促成下一步行动的，不应当是政治鼓动或草率的实验，而应当是思想。我们需要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来澄清自己的感情。目前我们的同情心和判断力往往倾向于分裂，这是一种让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心境。在这个行动领域，改革者们除非能够以和谐的理智与感情来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否则是难获成功的。”
在我看来，阻碍人类共享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源在于现有经济制度本身，即现有制度模式并不灵活，人类社会需要更加灵活的经济制度，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须取于经济制度创新，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建立一种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即所谓“学习经济”。
顾名不能思义，此学习经济非彼学习经济。学习经济在这里是一个名词词组，而不是一个动宾词组，是说会学习的经济，即Learning Economy。“学习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生产力革命。马克思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但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规律。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通过在范式内积累和新范式的革命两个阶段交替发展，但科学革命发生的形式和时间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知的；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革命。但另一方面，经济制度的发展是有惰性的，即路径依赖，这产生了生产力革命和经济制度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结构调整困难和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上。既然现有的经济制度难以应付生产力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进行经济制度创新，使“学习经济”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学习经济”能够顺利和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从而产生长期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创造充分的工作机会。
“学习经济”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垄断竞争和充分竞争并存的产品市场，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允许革命发生但又有管理风险的资本市场是“肌肉”，有适应性效率的常规和新兴部门是骨干，灵活的“国家学习体系”是催化剂。这个经济既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又不会掉进“福利陷阱”。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运行的“方向盘”，包括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财政政策、艺术的货币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在不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最薄弱的部门是对外部门，该部门特别是资本账户就像人体的膝关节一样脆弱。所以，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是“学习经济”的“护膝”，用以防范国际资本逆转导致的金融危机。
那么，“学习经济”理论对近中期中国经济改革能否有所帮助呢？3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有经济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近中期改革之急是在结构调整中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严峻挑战。既然当今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今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就不能“拣到筐里都是菜”。“学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我相信，对近中期中国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的启迪。
[1]原文题目是《何谓“学习经济”？》，发表于2002年《中国经济快讯周刊》第41期。
回顾建国60年，就必须从中国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我也深切感到，必须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才能理解中国这60年的经济增长现象。要评价建国60年的经济得失，就必须从公元1949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同时前瞻未来40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甲子年放到1948年的经济大历史和40年的经济大未来中审视，追溯中国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经济兴衰，从而找到共和国甲子的历史经济定位。在经济方法上，我用人均收入这条主线贯穿从公元1年到2009年的历史和接下来的40年，把每个历史阶段和未来发展阶段的“珍珠”用人均收入这根“线”串起来。同时，宏观经济特别是财政的观点和人力资本的观点是本书的两条副线[1]。
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两个谜题。我用一个新的模型给予回答。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三峡”并不存在。我第一次引入人力资本来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如前所说，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是完全来自现有经济主导产业之外的新经济模式，属于“想象力经济”。工业革命于1820年在英国突如其来地爆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到的。中国自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就闭关锁国，对工业革命茫然不知。从1820年到1840年的短短20年时间，西方因工业革命迅速成长起来，而中国就被“煮青蛙”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自身缺乏供给反应，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通货紧缩。1860～1895年，“洋务运动”从军事装备工业入手，与国内消费脱离，受限于财政投入，缺乏资本积累的后劲，结果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错失一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导致的战争赔偿使中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账户赤字，1901年《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财政危机和资本账户危机，加上中国无力改变长期贸易逆差，所以中国经济出现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最终导致了晚清经济的崩溃。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不了中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问题，也没有办法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使中国走出千年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从1840年到1948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一言以蔽之，中国大历史可谓是“千年辉煌，百年沉沦”。昔日大国的经济沉沦，严重打击了中国在经济上的自信，中国梦想所代表的创业精神也枯竭了。
[1]王燕和我把人力资本第一次引入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这篇文章发表在2003年《中国经济评论》上，至今已被国际学术界引用150多次，可见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受到世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