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对资产价格飞涨担心，并采取了调整措施。如图4-10所示，日本银行在1989年将贴现率提高至4.25%后，又于1990年8月调高至6%，这导致日本股市暴跌（见图4-9）；1990年4月，大藏省[1]规定，对银行投入不动产部门的贷款总量作出限制，导致地产价格开始下跌，使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在股市崩溃后的一年里，日本中央银行却继续提高利率，并一直不愿降低利率。当时，日本中央银行认为挤出泡沫是经济调整的正常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又被迫采取补救措施。1991年7月1日，日本中央银行把法定贴现率由6%下降到5.5%，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由从紧到宽松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日本中央银行逐渐把法定贴现率降为零（见图4-10），这等于掉进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停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结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经济改革也是艰难的，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持。自从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通过多次财政刺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试图控制中长期财政赤字。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政策操作长期是难以协调的。如1992～1995年日本实施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但1996年政府突然消减公告项目投资，1997年又开始增加消费税税率。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目前为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13年将达到每4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2035年每3个人中有1名是老人；到2050年左右平均2.5人中就有1名是老人。日本的老龄化导致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花费逐渐上升，可社会保障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出现长期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8年约为GDP的200%，远远超过欧盟为成员国规定的60%上限。
如图4-9所示，日经指数从1984年的10000多点推向1989年39000多点的最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出现下滑，股价指数开始回落。从1991年至2009年已有18年，仍在15000点左右徘徊。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出现惊人衰退，日经指数跌至10000点以下，好像重新回到了1984年的起点，令人对经济的繁荣和停滞之间的轮回感慨不已。
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可以归纳出4条经验和教训：
一、中国制造业靠价格优势取得了重要发展，今后是需要建立国际品牌的时期。而“日本制造”成功地创造了一大批国际品牌，在品牌塑造上，日本企业经验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二、及早防止掉入制造业“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在走向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中国制造”在经历了品牌经济后，由于国内市场庞大，区域差别巨大，容易控制成本。但“中国制造”终究会与“日本制造”一样，开始逐渐衰落。日本经济没有能及时转向信息经济，停留在日落西山的“日本制造”上，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在1991年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仅依靠“中国制造”，也同样会走上与日本同样的道路，即长期停滞。
三、在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更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日本最佳的经济改革时机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1991年经济增长停滞后，再推进结构性改革就会面临更多阻力。同时，日本缺乏经济思想的储备和传播，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中国经济要避免长期停滞，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逐渐转为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改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革命的适应性。
四、从需求方面看，宏观控制既要防止资产泡沫，也要保持财政的稳健和国债的可持续性。日本国内储蓄率高，又有国际贸易的大量盈余，再加上日元国际化程度低，导致日本经济流动性过剩，利率水平低。在“日本制造”缺乏投资机会的时候，大量流动性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形成非理性乐观情绪，就出现了资产泡沫。日本货币政策在对待泡沫上预防不足，在泡沫破裂后没有及时大幅度降息。日本财政政策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断推出刺激计划，但效果不好，与中长期财政平衡目标难以协调。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日本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200%。中国货币政策要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1]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创立于明治二年（1869年7月），平成十三年（2000年1月）撤销。——编者注
第三节 国内外的预测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银行破产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曾流行一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变得很有市场。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时，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统计虚假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金融危机源头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经济可能是有偏见的，但国际喧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同时，中国又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掌握国际金融界的中国经济问题话语权。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第三大经济体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4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7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亚洲资深政治家李光耀以远见著称，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中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外经济学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在未来20年时间里，中国如果没有大的动荡，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对202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会逐渐减速。但减速到多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估计。对中国2029年之后的估计，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刻理解。
最有深度的是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相竞争，中国的GDP在2020年将大大超过美国。
对于21世纪的中国崛起，林毅夫早在1998年就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到1998年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2003年，麦迪森按购买力评价指标计算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保守的估计。他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201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6%，2010～2020年之间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4.6%，而2020～2030年之间约3.6%。人均收入在2030年将达到西欧1990年的水平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25%。麦迪森预测中国经济在2030年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他的隐含假设是中国只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没有能力引领技术前沿。
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认为，中国固然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它对世界经济即将带来的影响要比目前流行的说法缓和得多。总的来说，这里有7个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理由：一、中国不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三、中国不会买光世界的金融资产；四、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货币；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七、中国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
2009年5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上海和广州发表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他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还将持续2～4年。由于中国占世界GDP没有这么大，中国还没有办法引领世界走出经济的衰退，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可以展示一条道路，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创造足够的机会让整个世界复苏。中国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需要20年时间。……我想说的是人民币，当它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的时候，将要几十年以后了，可能我现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时间，需要这种货币被第三方广泛使用。”
第四节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2009～2049年） (1)
总体上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能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和推算，它需要将数字和经济内涵相结合，还需要一定的对“中国模式”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想象力。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法，我对中国生产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变化作出推算，从而对“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这一分析结果，表4-2列出了今后40年期间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年平均增长率。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的长期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影响。
劳动力增长从价格时代的2.24%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0.23%和创新时代的-0.84%的增长，表明人口红利的逐渐退色。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从2.21%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1.22%和创新时代的1.40%，但仍维持可观的增长速度，说明了教育红利的长期延续。在推算了中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趋势后，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所以决定物质资本增长的瓶颈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投资机会。中国制造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若想增加有效供给，就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来抓住生产力革命催生的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