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学领域，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使用非常广泛，该模型的设计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还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模型的基础是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化总是满足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极端收益情况是非常罕见的，隐含的假设是资产流动性丧失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可是，1998年8月，俄罗斯宣布延迟偿还外债时，俄罗斯国债无法套现。应用该模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正态分布不再适用。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证券化的债券如抵押债务债券（CDO）成为“金融地雷”，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炸出一个“大窟窿”。在高财务杠杆的现金流压力下，金融机构只能在债务结构规定的期限内变卖资产还债，于是，又一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了。由于难以评估场外工具的流动性和交易方风险，导致金融恐慌和互相的不信任，一些资产的交易市场突然消失，变现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卖不出去就导致破产。2008年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不是死于踏上“金融地雷”，而是死于市场消失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上。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市场消失是闻所未闻的。即使在美国隔夜拆借市场，一天的超短期利率也大幅度上升，逼迫美联储无限制提供短期流动性。
经济学已经注意到一种特殊但又根本性技术的存在，即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不同于一般技术，它有广泛的改进空间和市场应用，存在多种演化技术路径，与其他技术有互补性。通用目的技术会发生革命，带来生产力革命。例如，炼铁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出现和铁的应用使人类进入铁器时代；蒸汽机和电动机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们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1971年诞生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和之后出现的互联网也是通用目的技术，它们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概括说来，生产力革命是有效供给革命，是人类创造财富能力的飞跃，其核心标志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和广泛应用。
但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必然来自现有技术的外部，是意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选择“制针的故事”，从制作针的生产流程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好处，而不是选择当时已经发明了的珍妮纺纱机，他不能预见到哪项技术有革命性的经济意义。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说，“当我请人们说出三项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新技术时，他们通常会说计算机、互联网和激光。这三项技术在发现时都是非计划的，出乎意料的，黑天鹅现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难预测”。
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有着对人类经济历史演化过程的深刻体验和深邃的科技观点。他们认为每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1]都是由技术、科学、经济、政治和文化5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每隔一定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其他各个子系统则为各个新技术集群提供完善的支撑结构。世界经济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5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英国工业革命：棉花、铁和水力时代；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铁路、蒸汽机和机械化时代；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大萧条与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信息通信技术。
克里斯?弗里曼与朗西斯科?卢桑的长波分类有些过细了，从纺织厂到石油化工业基本上可归为工业经济范畴，是生产力的改进，没有革命性的区别。同时，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一般是50年。但是，由于科学革命爆发的越来越快，技术革命特别是通用目的技术革命也越来越快，所以生产力革命的出现已经打破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统计规律性。每个生产力革命之间的时间越来越短，黑天鹅事件越来越频繁地侵袭着世界。英国于19世纪20年代最先进入工业经济，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走上信息经济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生物技术经济的门槛。在生物技术经济后，纳米材料可能引发一场生产力革命。物质在纳米尺度下表现出的奇异现象和规律将彻底改变世界，给材料和生物等领域带来目前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人类用纳米碳管组合成的纳米“钢丝”搭建通往月球的“天梯”的时代也许不远了。不久的将来，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杠杆和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或许可以用纳米碳管做的无限延伸的杠杆实现撬动地球。
生产力革命对任何经济体又是“煮青蛙”过程。我们都知道，如果把青蛙直接扔到沸腾的开水里，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几乎毫发无损；但如果把青蛙放在一个盛满凉水的锅里，然后慢慢地给锅加热，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竟然对温度的升高一点儿都不敏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水的温度超过青蛙可承受的生理极限时，它才感觉不舒适。这时，亿万年生物进化赋予青蛙的逃生本能不见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选择在舒舒服服和浑浑噩噩中被煮熟了。青蛙如此，经济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这个故事说明了当生产力革命来临时，一个经济体如没有适应效率的机制，就抓不住投资机会，产生不了新兴产业，就像青蛙一样，对表面上缓慢变化的环境不会有所反应，锁定在传统产业上，最后想改革经济体制也来不及了，陷入经济停滞。
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批评了经济学上的“无误主义者”。他说：“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托夫勒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不知道动摇财富大厦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革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产力革命是不容易察觉的，往往来自现有经济部门之外，超出人们现有的知识领域。例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也没有察觉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直到历史学家发现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大幅度跳跃时，才重新“发现了”而不是预言了工业革命，没有在经济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领略到康德称谓的伟大之美，不免留下很多遗憾。
所以说，生产力革命是位来自陌生领域的不速之客，发动的是一场宁静革命，“润物细无声”，它的存在是事后才被发现的。任何经济体都处在生产力革命的永恒威胁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煮青蛙”。我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形容生产力革命：“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低龄化的产业
1997年，长期在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工作的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开创性地对企业寿命作了研究，写出了《长寿公司》一书，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德赫斯发现，公司存在着高死亡率：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到1983年，由《财富》杂志于1970年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并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业。德赫斯同时观察到，长寿公司同样存在：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兰素、柯达、三井、住友和西门子等，可能是已知历史最长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已经存在了700多年之久。德赫斯认为，企业必须转变为学习型组织，才可能成为长寿公司。
德赫斯描述了斯托拉公司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寿星公司”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过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断调整变换着主营业务——从铜矿到林业，再到冶铁和水电，最终是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适应着这个永远变化着的世界。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赫斯宣布斯托拉为世界最长寿公司的第二年，该公司与就与芬兰的Enso Oy合并成立了斯托拉恩索（Stora Enso）公司，实际上宣告了世界最长寿公司的死亡。德赫斯也看好创立于1590年的日本住友公司。住友公司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在2007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重组，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如何生存，是对这家长寿公司的考验。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了50年。而在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而始终名列100强的企业只有一家。美国汽车业巨擘——通用汽车历经百年后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程序，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已无情地将其踢出成分指标股行列。百年通用沦落到如此境地！
中国企业的寿命更是惊人的短。2003年经理世界年会上公布了两个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约为8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2005年，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有10万多家死亡，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
第二节 生产力革命 (2)
实际上，德赫斯没有看到企业短寿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企业自身，而在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命运，而决定产业命运的不在产业内部，而在产业外部。科学革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技术革命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导致产业寿命变得越来越短。人们关注企业的寿命，但对产业的寿命还缺乏系统研究。托夫勒的一张时间表是：1714年发明的打字机用了150年才被普遍运用，1836年发明的收割机用了100年时间才得以推广，而1920年左右发明的吸尘器、冰箱只用了34年时间就在全球普及了。这个让人眩晕的变化速度，托夫勒称之为革命。汽车取代马车成为美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在短短20年内完成。福特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从1908年的9%提高到1921年的60%，到1923年，几乎每一户美国家庭都拥有一辆福特汽车。
钢代替铁的过程也是很快完成的；铁路行业曾经是美国工业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行业，现在也走向了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的个人电脑行业，到了90年代后期也目睹了增长率的滑坡和软件业的兴起，2009年更是艰难。在消费电子类，新产品推出速度惊人，存货竟成为一个企业的风险之一，因为货还没卖完，就可能被无情地淘汰了。寻呼机被手机取代，寻呼行业突然猝死；VCD行业刚兴起，就被DVD取代；MP3制造业2000年开始兴起，2005年就被有视频功能的MP4取代了。最近这些年，胶片照相机迅速被数码照相机取代，3G手机也正在快速地取代当前眼花缭乱的各类手机。电动汽车是一项突破性技术，可能会在10年内对燃油汽车造成威胁，将来可能就没有加油站，只有充电站了。传统的零售业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因为互联网中的企业对顾客商业模式（B2C）已经逐渐成熟。多次蝉联世界500强第一的沃尔玛在信息化上极为出色，还把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但现在要面对美国亚马逊公司和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