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二○○八年十月七日
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唯一的还没有动笔就知道是大文，肯定是。 作为一件经济学作品，其题材的重要性难得一遇。 我想得通透，分析反复多次，资料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观察。 困难是题材复杂，牵涉到的范围广泛。 答应了科斯不能不写，苦思良久终于想出可以处理整个话题的一篇长文的结构。
从他评论的细节看，九十七岁的科斯读得清楚明白。 数十年来他和我在经济学上的思维一致有助。 其他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如巴泽尔、德姆塞茨、诺斯等人，今天和我的沟通就有点沙石了。 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大家分道扬镳，思想的角度不同，层面有别，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思维汇合在一起的。 都老了，谁对谁错，孰优孰劣，再不是值得争论的话题。 我深信，有朝一日，后学的对经济解释再有兴趣的话，《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会教他们很多。 科斯细读该文后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张五常回到香港研究中国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一些没有读过经济的朋友可以不管文内的理论或概念而明大概，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干部及多年在内地投资设厂的。 没有成见重要。
动笔前就肯定是一篇大文，因为意识到该文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 即是说，没有经历着这大时代的转变，该文不可能写出来。 回顾平生比较严谨的学术论著，有七、八件行内朋友认为是经典的，没有一件反映着自己生存的时代。 师友中没有谁有这样的运气。
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没有大时代转变写不出来的大作只三件。 其一是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惹来管制，亚当 .斯密一七七六发表《国富论》。 其二是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一八六七发表《资本论》。 其三是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一九三六发表《通论》。
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时代转变，比上述三君子面对的来得远为庞大、复杂。 恨不得自己还年轻，有魄力仿效亚当 .斯密写一本巨著。 与此无缘，写出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是其中一章，风水有灵，这章是重要的。
我们要怎样看面对的大时代转变呢？重点在哪里？是地球一体化吗？是地球暖化吗？是科技的突飞猛进吗？是互联网与资讯传达的奇迹吗？又或者是目前吵得怕人的金融大风暴？这一切皆非等闲——我们身处的大时代无疑是多事之秋。 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重点。 个人之见，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重点是地球上有二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进生活一起站起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 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这样看，中国重要，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 一九九一苏联解体，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大时代。 除了近几年人民币的处理失当与去年新劳动法的引进，中国着着占了先机，其示范起了作用，把地球上的无数穷人带动了。
中国的发展有两大奇迹，不容易相信，但真的出现了。 其一是在极端困难的九十年代——从高通胀急转为通缩的年代——长江三角洲大约八年就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江三角洲。 其二是二○○○通缩终结后的七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十个有七个转到工商业去了。 大举农转工的困难专家学者说过无数次。 明治维新时日本出现过，六十年代台湾出现过，七十年代韩国也出现过。 都有看头，但比起神州，从速度与气势衡量，皆小巫见大巫，不可以相提并论。
是中国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球的穷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转到工业去。 一九九六年我就看得准，发表了《缺粮说》。 但中国的奇迹究竟是由什么促成的呢？说私产重要，那当然，这是八十年代我极力主张而北京的朋友容易理解的把资产使用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发展。 然而，说得上是有私产但发展平平无奇的国家不少。 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 后者有大贪污及大肃贪，有大通胀及大调控，有大通缩及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 乱七八糟。 偏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跃起来了。 为什么呢？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中的最重要一课，奇怪行内的朋友没有一个注意到。 《中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解释了市场与贸易带来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大时代。 马克思的《资本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剩余价值”解释不了贫富分化，也影响了大时代。 凯恩斯的《通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解释不了大萧条，再也影响了大时代。 这些影响是好是坏，是另一回事。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是受到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可惜只算是一章，对大时代的影响不会有谁察觉到吧。 传世数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只发表了三个月，一家搜索引擎说该文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数（不是点击率）达八万五千八百次。
是多么不公平的世界。 昔日王羲之说一句“群贤毕至”，李白说一句“浮生若梦”，苏东坡说一句“逝者如斯”，今天的炎黄子孙只要读书识字，没有谁背不出来。 同样，莫扎特写下的音乐，不仅今天普及，恐怕只要人类存在，小孩子也唱得出来。 牛顿的三大定律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懂也好，不懂也好，人类会持久地朗朗上口。
经济学者可没有这样的运情! 做研究生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经济学文章，今天的后起之秀一般没有听过。 就是科斯一九六○发表的施蒂格勒认为是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想，被引用的次数这些年跌得厉害。 一些朋友要在今年十一月举办“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议，只不过是要对一个还活着的老人打个招呼，是行内的习惯吧。
亚当·斯密还在，马克思还在，凯恩斯还在。这三君子不容易被忘记，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不仅由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促成，他们也有能耐把自己写进历史去。
第一章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Ⅰ.The‘China Question’
Personally，I aminclined to date the beginning of eco-nomic reformin China as 1980.I sawno sign of reform when re-visiting Guangzhou in the fall of 1979 after many years away.Beijing officials and future historians will no doubt choose 1978 as the beginning.Here one can be exact: December 22,1978.On that day，the 3rd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nounced a decision ofimmense importance.With this dating the present con-ference on China，arranged by Ronald Coase，takes on aspecial meaning: It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hatmust be the greatest programfor economic reformin his-tory.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decided on two things.First,China was to open up to adv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Deng Xiaoping was restored to power.Atthe time，not many people gave credence to the procla-mations.On economic matters，similar ambitions had been expressed before.As to Deng’s return to power,this was his third time.Though Deng was explicitlyinvested with top powers，there were comrades senior tohimwho opposed market economics，and seniority was something that counted in China in 1978.Who could tell what may happen？Deng may soon be down again.
In the summer of 1979，Arthur Seldon of the In 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asked me to write on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He said the Thatcher administrationwas interested in an academic analysis.I went to Guangzhou in the fall，and have followed with increasinginteres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ever since.In 1981，I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constraints were changing sharply in the country，andwrote for Arthur a piece long enough to be a pamphlet.Published in 1982，Will China Go Capitalist？1 predictedin no uncertain terms: Yes，China will go capitalist! The year’s delay was caused by criticisms from friends and colleagues.YoramBarzel，my closest colleague inSeattle，disagreed with the answer，but he felt that the theore tical section was so good that it would be a shameif the manuscript did not go into print.
In retrospect，the accuracy of my prediction surprisedfriends and colleagues，and I myself have been surprised by the speed of change that followed.Nearly thirty yearsof continuous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ve surpassedthe Meiji Restoration era in Japan，and occurring in acountry as large，as populous，and as complex as China,it is almost beyond belief.
【1】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London: 1982），HobartPaper 84.
Moreover，as this miracleunfolded the Chinese had to contend with corruption，a D-grade judicial system，controls on freedomof speechand beliefs，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which were neitherpublic nor private，exchange controls，inconsistent poli-cies，and 60,000 so-called riots a year.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riot statistics——which begs a definition，asfriends in different areas told me they were unable to seeanything they would call a ‘riot’——all the above nega-tive things really happ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