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铸造大量金器、玉器、陶器和青铜器的材料可能来自金沙江流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云南地区的大山深处，从那里把笨重的石料开采回来，在经过遥远的长途运输，最后达到成都平原地区三星堆王国的冶炼作坊里进行加工铸造，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尤其是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论，这几乎就是倾尽全国的力量，需要古蜀王国所有的能工巧匠和出色的艺术家付出精力，并且耗费掉极为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如果创造出这些神物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的话，那么王国的财力又经受得起几次这样的大毁灭呢，而那些为此不懈努力的艺术创造者与工匠们又是否知道他们的杰作即将面对的是牺牲与毁灭呢。或许，他们被一种超现实的情怀所左右，古蜀国的宗教要求他们去献身，献身于人神合一的君王，献身于众神所在的天国。所以，对于这样的热情奉献感到难以理解的人们觉得，这样的王国宝器应该被长期供奉在王国最为神圣的宗庙里，作为天上与人间最高权力的象征而永远受到顶礼膜拜，而如今众多神器的被掩埋其实是王朝战争与权力更替的结果。古蜀王国统治集团内部或者两个统治集团之间发生了战争，之后，或者是胜利的一方将失败者的宗庙捣毁，神器掩埋，或者是失败的一方将已经失灵而无法保佑众人的宝物摧毁掉，总之，每一次摧毁的过程带来的必然是一个新的巫师王国的权力集团统治的开始。
那么，古蜀时代的国家观念与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呢，而这些又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呢。
恩格斯曾经认为，当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中，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时候，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则为国家及其观念的产生给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定义，那就是出于社会纠纷的不可调节，人们不得不把渴望权力而又愿意出面调和矛盾的人物拥立为国君，因为法律与秩序带来的限制远远不及无休止的骚乱那么让人觉得难以忍受。
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增多，父家长制与私有制确立了不平等的财产权，阶级分化与阶级冲突随之出现，而国家便产生于调节阶级冲突，结束混乱，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这便是“内部冲突论”的国家起源学说。与之对应，卢梭也认为国家来源于摆脱自然状态之下无休止的混乱的需要，但社会混乱的根源与阶级无关，而国家不过是人民与主权者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在无国家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暴力，但是契约国家使得暴力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分配了，但这种分配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所以暴力依旧垄断在部分人手中，用国家的政治话语来说，这就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国家也因此产生了。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国家来源于人口增长与资源紧张的关系，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是美洲地区的原始部落生活。在那里，人口增加带来的食物短缺，不得不由超社会的国家权力来实现对资源的稳定分配，以解决上述矛盾。把美洲原始部落的生活状态作为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历史活化石”，以重构上古社会，并以此推断国家观念产生的过程，这样的观念明显带有普遍主义的情绪化偏见，从深层次上来讲，这种偏见来源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人类出于同源，地域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差异，全人类的终极文明形态必然临摹现存的西方文明与终极价值。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意味着暴力，而传统国家中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总是战争。在远古时代，社会接触愈加广泛，不经意中陷入资源争夺和武力冲突的群体不得不从松散走向联合，以求得对敌手更大的胜利把握，在征服的过程中，军事长官成为了统治力量，他们以军事权力为核心发展出了专门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外敌入侵，维持领土安全。
从考古发现当中，学者们可以猜测，古蜀社会存在着严格地等级划分，这一点从大量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人像中可以看出，这些器物的造型明显分成了三种不同的形制，这自然让人联想起高低不同的三种社会等级，而那尊体型巨大无比的青铜大立人像，更是暗示后人那些拥有通天神力的国王和巫师在凡间拥有多么巨大的世俗权力。但是，这能否说明古蜀社会已经进入了如恩格斯所言的阶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呢。
考虑到古蜀社会可能存在的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对原始宗教文化的见解就显得很有参考价值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曾经对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进行过研究，在他的观点中，精神性因素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金枝》这本书当中提到，“巫术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相信心灵感应”，也就是说，远古人类已经试图开始掌握某种神秘法则，以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而古人对这种规律性法则的掌握主要是通过联想他们采取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万物进行感觉相似性的分类，对这一点，西方学者布留尓将其称为“原始思维”，是典型的未开化民族的思维方式。
但是，弗雷泽走得更远，他甚至看到“君主制的出现乃是一个使人类从野蛮状态脱离出来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当解释神秘现象、进行天地沟通的权力开始被少数人掌握的时候，人类才终于摆脱了对于自然神力、祖先阴魂的完全依附，并开始独立探索未知的世界了，当这种能力继续朝着先验的精神方向前进，现代宗教便产生了；而如果人类在原始巫术的基础上更多地发展经验与理性思维，那么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古代社会中的人类还需要将精神的权力交给某种“克里斯玛”的力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特殊的超自然的人格特质，在这种特质的指引下，支配者的力量与被支配者的效忠同时得以存在。
但正如中国学者葛兆光所认为的那样，欧洲人类学者的观点并不能够完全复原中国上古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真实场景，而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世界也并非世界人类思想的复制品。因此，在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对古蜀文明区域的考古发现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三星堆文物的大量出土，正是对这一文化空白的填补。
古蜀社会的宗教特色极其强烈，因此考古发现的器物中极少具有实际需要的生活用品，而更多的是宗教祭祀活动所需的礼器，而这些摄人心魄的王国宝物往往又遭到了令人痛惜的摧毁、焚烧与掩埋，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总量究竟如何，但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投入到宗教活动当中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巨大的消耗似乎反映了古蜀人狂热的宗教情绪，而古蜀国家的建立必然也来自于对宗教信仰的权威的掌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建立背后的经济根源并不能被放到如此突出的地位，而国家最为根本的权力乃是精神生活的权力，千年神国政教合一的体系决定了巫师在政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订立社会契约乃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在头脑中幻想出的合理政治结构的必然要素，而并非早期人类文明的真实事件，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在古蜀社会也很难找到依据。四川地区地理形势相对封闭，三星堆王国因此得以保有相当独立的地位，虽然文字记载其曾经与商王朝发生过几次战争，但是都取得了胜利。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任何外来民族的军事侵略都显得艰难，这个王国因此不需要面对强大的军事威胁。但考虑到古代羌人迁入平原地区时与当地原住部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外部冲突导致国家起源的理论不得不受到重视。可惜的是，出土的文物中虽然包含大量的青铜兵器，但是其祭祀作用似乎大约军事目的。
在探寻世界古代文明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早期国家大多起源于大江大河之边，这一点在东亚的早期文明发展中尤其明显。显然，农业社会产生的物质基础乃是肥沃的土地，河流带来了丰富的灌溉资源，同时也引发了大洪水，因此需要大量修建水利工程，随着工程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专门的协调和管理。在管理水利工程的基础上，社会生活也逐渐被纳入到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而发展出一个专门的权力阶层，并建立起国家。在上古文明社会的传说中，普遍保留着关于大洪水的印象，无论是中国的大禹，还是西方的诺亚，都是带领人类战胜洪水以求得生存的道德典范，而位于四川盆地内部的古蜀文明，也必须时刻面对来自大洪水的威胁。从大禹治水，到鳖灵治水，再到李冰治水与都江堰工程，古蜀文明的发展始终是与治理洪水联系到一起的，而四川平原逐渐成为“天府之国”的历程也就是古蜀人不断战胜洪水的过程。因此我们不禁要推想，在古蜀人治理水患的过程当中，是否也需要一种超越社会之上绝对的统治权力来协调和分配稀有的社会资源，修筑投入巨大的治水工程呢。
我们不妨大胆地做出猜想，古蜀时代的国家观念产生于少数神秘化的巫师阶层对精神权力的垄断，在不断向外迁徙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组织起战争的力量，并且在发展农业文明的过程中由于对水利工程有效管理的巨大依赖而产生了超越社会之上的权力，这些因素最终形成并巩固了国家的形态。由于融合的过程尚且处于初始阶段，虽然治水活动加强了内部整合的能力，但古蜀社会依旧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是依旧保持了相对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度，并且在各个部落中存在着各自独立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方式。而且由于长期和平的环境，缺乏统一完整而又富于战斗精神的武装力量，所以在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左右被秦国吞并也并非偶然。
七年前参观结束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了关于文学表达的问题，这个想法在我的精神中萦绕了七年，一直环绕到今天的这个时候。
我从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就喜欢在每参观一个地方的名胜风华之后，留下些许文字。我游览过的地方不少，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游记体散文，大致是模仿的当时很流行的大文化散文的样式，但当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我着实感到了迷茫，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也能够进入我的文字世界之中。
因为，它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一直认为，就我有限的文字能力，根本无法表现出这个神国世界带给我的全部精神体验，这种感觉围绕我多年，以至于后来我第二次来到了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创造这样奇异的文明，又为什么要创造出如此奇异的器物呢，难道他们的全部活动仅仅是为了物质生存，或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与现代人一样的彼岸精神世界，甚至超过了现代人。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也无法在现实中复原他们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想象，上古人类的生活是极其简单的，在劳动创造财富之余，他们一定也需要依靠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战胜物质的贫乏，来抵消自然的威力。
但是，究竟是怎样的神秘力量赋予了他们以如此完美的想象力，以及技艺如此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些东西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现代技术来源于启蒙时代与工业革命的瞬间爆发，而几乎割断了与那些远古时代工艺的联系，当我们取得这样的物质文明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开始不自觉地贬低古人的造诣了，我们总是怀疑他祖先的技术，认为这样的作品根本不是他们浅薄的智慧所能创造的，这是现代人普遍的自大心态带来的后果，这样的心态也造就了我们面对古代遗存时候惊异的心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反复琢磨，究竟用怎样的文字来展示现代人，尤其是我自己在面对这些伟大的遗迹的时候的惊异与震撼。我很清楚，这种震撼绝对不是几篇小小的游记体散文所能够诠释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动笔，直到今年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虽然这些情节很散乱，又由于时间跨度过大而显得跳跃，但是终于可以被组织起来。
我知道，关于古蜀时代的故事和神话传说早就已经是各种玄幻题材的网络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了，这些小说大多想象力丰富，充满幻境中的美丽。但是，作为一种文明主题本身，要体现出其背后凝练的历史厚重与精神追寻，仅仅通过玄幻的想象恐怕难以完满，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相对严肃的历史题材的写作手法，其目的是从一个小小的层面逐步展现远古人类战胜自然，开创蜀地文明篇章的辉煌历程，这个过程跨越了千年，在书中却仅仅浓缩为二十万字，笔者水平所限，各位读者见笑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