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峡江地区的移民研究，一种是根据文献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未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葛剑雄先生认为秦、西汉初年大批移民进入四川盆地，移民的身份多为平民、灾民、罪民，其主要迁入地为川西地区，此后至东汉末少有官方主持的大规模移民。郭声波先生进一步认为，秦代移民向东未超过涪江和沱江中游，基本上分布蜀郡范围内，郑维宽先生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几乎没有汉人的迁入。另一种以考古资料为主，认为汉代三峡地区人文聚落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汉民人文大规模入迁。笔者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材料认为，汉代峡江地区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只是由于缺乏正式的官方记载，所以才造成今天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首先，秦、汉初进入川西的移民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向东进入峡江地区。秦灭巴蜀后至汉初，中原汉民大量进入川西，文献记载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有两例，“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汉初，关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除大规模官方主持的移民外，小规模的移民也持续不断入川。“秦法，有罪迁移之于蜀汉”，“诸嫪毐舍人”就是这样被迁入蜀地的，西汉初沿袭了这一政策。除了流放罪人，还有迁俘虏与豪强、自发移民等多种方式。秦、汉之初四川地区的中原民众相当多，周赧王时一次徙民万家，如以一家五口计算的话就是五万人，汉初就食蜀地的人数也很多，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移民，入川移民的总数肯定不少。这些移民最初一般迁入政府指定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居住、发展，可能会寻找更合适的居住地。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墓门门枋文字石刻两块，其右枋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氏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吕后族人因罪原被迁到汶山，但石刻却是发现于成都郊区汉墓中，说明吕族后人已经迁徙到成都附近地区。成都郫县发现的王孝渊墓碑也表明了同一现象，王孝渊之先原为关东豪杰，被徙“汶山之阳”，至孝渊时已迁居成都附近。这两处碑刻足以说明，秦至汉初的部分移民进入四川后为寻找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继续迁移。
这些移民既有可能迁移到“巴蜀文化区域内的主要城邑”，也有可能迁居到峡江地区。近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中发现一块碑刻，隶书碑文，分四段，第一段述其祖上为“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后因“高祖龙兴，屡敬画计”而“迁诸关东”。第二段谓其先人伯况“菲志慷慨”，“家于梓潼”，“名右冠盖”。第三段称其“政化如神”，“州郡并表”，以至于永元十五年（103）“中年殂殁”之后“农夫恻结，织妇喑咽”，“户有祠祭，四时不绝”。第四段为2联6句的七言赞，前一联句尾均加矣字，赞其“作民父母，善劝恶惧”，后一联句尾加兮字，惜其“未升卿尹中失年”，故而“勒铭金石表绩勋，冀勉来嗣示后昆”。末款“熹平二年（173）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宇伯宁为景君刊斯铭兮”。
此碑对于研究汉代四川的移民有重要帮助。据碑文，景云祖上为楚人，随汉高祖刘邦起兵而迁诸关东，后迁居梓潼，东汉中期景云迁至峡江为朐忍县令，其迁徙路线正和上文推测一致，当然景云是否定居此处还不能确定，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早先川西地区的移民确有部分到了峡江地区，据末款可知，近70年后，又有一位县令来自于梓潼，并为景云立碑。这两人都是一县之主，所以才会给今天的研究留下线索，但更多来的自川西的下层移民已经无从考证。
峡江地区为汉代重要的产盐地，既吸引具有经济实力的地主、富商前去开发，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峡江地区汉晋时期盐业与人口的关系未见记载，不过可以通过晚期制盐情况略加推测。古代制盐技术落后，挖井、运盐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最消耗人力的是制盐需要大量的柴火。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代）“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仅大宁盐井、仅砍柴一项就占用了那么多劳动力，那么明代整个峡江地区盐井业用人之多可想而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谈到盐业对人口的吸引，虽不是特指峡区，但可作参考：
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
汉晋时期盐业可能不如明清发达，但众多盐井需要的劳动力想必不会少，仅靠本地土著人口是满足不了的，其中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同时盐业所带动起来的运输业和商业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军队也是峡江地区移民的重要来源。峡江地区为战争频繁之地，常有大批军队驻扎或出入，其中部分可能会在此定居下来，这也是峡江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公孙述据蜀时派田戎等将领占领过峡江地区，后来刘秀攻取蜀地，以岑彭、吴汉率大军从长江水路攻蜀。至东汉末、魏晋，峡江地区为兵家必争之地，东吴与蜀汉、东晋与成汉等一系列战争都以此地为主要战场。云阳旧县坪发现的两枚军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据竺可桢先生研究，进入东汉以后，我国天气有变冷的趋势。许倬云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北部寒冷的天气可能会使北方人口南移至较温暖的长江流域。上文已经谈到，峡江地区汉晋时期比较温暖，气温要比现在高1－3℃，再加上本地盐业、商业吸引力，北方移民也有可能进入峡江地区。
移民的不断迁入使汉代峡江地区人口有了大幅增长。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巴郡“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到了永和五年（140）“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短短一百多年，户数增长一倍，人口增长三十多万，此处的人口与户数增长不太符合，这可能和东汉中晚期地主豪强隐匿人口有关。至永兴二年（154），巴郡人口又有增长，“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十余年间户数又增长十几万，人口增长近八十万，这次户数与人口比例相对合理，较《后汉书》中数字准确些，表明东汉中后期峡江地区人口仍在持续不断地增长，这也成为东汉分郡之议的重要理由。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显然不是自然繁衍的结果，其中增长的大部分应为外来移民。
峡江地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急剧增多也印证了此时期的人口大幅增长。钟礼强、吴春明二先生对万州区武陵、朝阳三十八处汉唐居址、墓地的调查研究表明，汉代以来此处遗址较先秦时期有了大幅扩展，体现了此处早期汉民的大规模徙入。高蒙河先生对万州发现的各个时期遗址进行了统计，发现先秦时期的仅有19处，而秦汉时期的有90处，激增了近五倍，其中大部分为新开辟遗址。潘碧华对云阳的聚落进行了讨论，发现先秦遗址（包括旧、新石器时代）共有14处，至秦汉时期云阳地区遗址、聚落激增35处。其实不仅是万州，峡江各个地区均是如此，据1993－1995年的调查结果，库区发现了数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近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商周遗址，而汉至六朝的遗址却有四百六十余处，远远多于早期遗址的总和。
这些遗址和墓葬绝大部分为典型的汉文化遗存，是汉民徙入的最好说明。移民大多是来自汉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峡江地区与中原的直接通道不多，道路艰难，而秦汉时期蜀地与关中的诸多道路得以开通，所以很多移民先来到川西，然后再顺江而下来至峡江地区。蓝勇先生对两汉四川郡守的籍贯做过统计，其中巴郡太守主要是来自中原和川西地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峡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源于中原和川西地区。因此峡江地区墓葬在西汉中期以后很快就表现出强烈的汉文化特征，同时也有带有川西平原文化痕迹。东汉以后汉民进一步大规模徙入，峡江地区的汉文化也紧随中原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末至三国四川的移民来源方向有了变化，东来移民成为主流。初平三年（192）“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以后刘备入蜀时又带入大量的南阳、荆州人士。葛剑雄先生根据《三国志》对迁蜀人物进行了统计，发现迁蜀人员主要来自南阳、荆州。其中部分移民有可能进入峡江，因为这两次移民入蜀都是通过长江水道。
西晋以后，流民入川。“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后“散在益、梁，不可禁止”。随着流民的进入，战乱纷起，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外逃，《晋书?王澄传》：“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此则材料明确提到梁州居民东迁，而且规模巨大，以至于“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为了增加人口，引僚入蜀，梁朝李膺《益州记》：“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人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入蜀的僚人数目如此庞大，应有部分散布到峡江地区。随着峡江居民大规模东迁，少数民族纷纷从山中出来，至东晋南朝峡江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此“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这些民族的到来为峡江地区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如戊组器物就是由北方的少数民族带入。
通过对峡江地区汉晋移民情况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秦灭巴蜀之后，四川盆地以迁入移民为主，而且迁入的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原人士，所以峡江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形成，至东汉以后汉民剧增，此处的汉文化发展到鼎盛。东汉末至蜀汉，东来移民增多，此时长江中游地区对于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影响逐步增加。蜀汉以后，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大量迁出，文化水平较低的蛮僚之族占据峡江地区，此时峡江地区文化有一定的衰落，少数民族受东晋影响比较大，所以文化表现与长江中下游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