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此段文字摘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但非郦道元原创，实出自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略有改动。这段文字堪称描写三峡山水美文之经典，短短几言，便将三峡的幽、奇、险、峻呈于纸上，也是目前所见较早描写三峡山水的文章。“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经普遍应用，左思《蜀都赋》中有“经三峡之峥嵘，蹑五屼之蹇浐”之句，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也多次出现“三峡”名称。蓝勇先生甚至认为“三峡”作为地名在东汉末已经广泛地应用了。
三峡河段以峡谷栉比而闻名，故宜宾至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又称为峡江，此段沿江及其支流地区便称为峡江地区。本书所指的峡江地区范围较小，仅包括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地区，与孙华先生界定的峡江地区范围略同。将地理范围仅限于此段，一方面是受到考古资料的限制，由于葛洲坝、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的修建，重庆以东发现较多的汉晋时期墓葬资料，而重庆以西资料较少；另一方面是出于此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人文气氛，《华阳国志?巴志》中论述分巴郡理由之一就是：“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性情不同。”可见重庆以东地区的风俗习惯与重庆以西存在着显著差异，峡江地区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文化区域。
一般也将此地域称为“三峡地区”，对于本书来讲，还是称“峡江地区”为好，因为目前发现的汉晋墓葬资料基本上分布于峡江及其支流两侧，“峡江地区”不仅更能体现考古资料的分布情况，而且还可以概括此地的地理情况；再者“峡江地区”也较为常用，已渐为大家接受。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为西汉中期至两晋时期。西汉早期此地仍然含有大量的早期文化因素，如巴、蜀、秦、楚文化等因素，严格说来应该属于先秦巴蜀文化的范畴，还不是真正的汉文化，因此不予论述；下限选至两晋时期，已能体现峡江地区墓葬中的随葬品主体从陶器到瓷器的演变过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峡江地区两晋、南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不大，比如墓葬以砖室墓为主、随葬品中瓷器最多，而这些对于研究文化演变的意义不大。至于两晋和南北朝细节上的变化，受时间和精力限制，予以舍去。
第一节 峡江地区地理特点
峡江地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位于重庆市东部与湖北省西部交界地区，其东为巫山，北靠大巴山山麓，南临云贵高原的北缘；向西为成都平原，向东为江汉平原，正处于我国地势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地带，是面向海洋的东部和深入亚洲腹地的西部两大地理单元重要结合部之一。
这个特殊地理单元的形成与地壳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侏罗纪前期，峡江地区仍然是一片汪洋，经过几次地壳运动，渝东、鄂西交界处逐渐隆起，后在江水的侵蚀下形成了今日东流的长江。地壳运动也改变了此处的地质结构，云阳以西地带主要以距今14亿年前的侏罗纪砂岩和泥岩为主，宜昌附近主要以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砂岩为主，这两种岩类易于剥蚀风化，故长江流经其地时形成了开阔的河谷地带；云阳至巴东地段的山地中主要以碳酸盐岩为主，川东条形山脉的轴部主要以距今2—3亿年前形成的灰岩、白云岩、泥灰岩等构成，由于长期受水的溶融作用，不仅在三峡中形成峭壁深谷，还在云阳和巴东山地中形成峰丛洼地和溶蚀残丘；侵入岩主要分布在黄陵庙背与神农架一带。这种特殊地质构造不仅对现在的地貌特征具有决定作用，对于人文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
地壳运动的外在表现为川东褶皱曲，一条条山脉平行分布，主要有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铁凤山、七岳山、南华山、巫山等。长江引领众多支流穿梭其中，汉晋时期见诸史书的河流主要有綦江、嘉陵江、乌江、溪、塗溪、北集渠、南集渠、小江、汤溪水、东瀼水、大溪河、大宁河等，这些河流在河谷中冲积出一个个宽谷、平坝，宽谷、平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人类居住的良所，现在的遗址多发现于宽谷、平坝之上，而长江及其支流又为宽谷、平坝上的居民提供舟楫之利，将众多宽谷、平坝上的居住点联系起来，使峡区文化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由于峡江地区地处西南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气候上受西南、东部气候双重影响，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5-17℃，而汉晋时期的气温要比现在高1-3℃，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覆盖率达到80%左右，总体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据《华阳国志?巴志》中一段对巴地物产的记载，或可略窥当时气候：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
犀牛要再生存的温度一般在20℃以上；荔枝是不耐寒的果树，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年平均气温20-25℃的地区才能正常生长发育，气温过低或过高的地区都不适于荔枝的经济栽培。所以峡江地区的温度应比现在高，气候、地理环境远比现在好。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峡区特殊的地质构造，生态环境脆弱，随着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人口的增长，居住人口密集的宽谷、平坝及沿江丘陵地带的环境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朱诚等对于巫山张家湾遗址的研究表明，此地生态环境在汉代已遭到严重破坏，居民被迫迁徙。
总体来说，峡江地区山势险阻，环境特殊，生存条件相对恶劣，这也许是峡江地区自古以来较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但是众多宽谷、平坝却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诸多河流提供交通运输之便利，此外还有鱼、盐、铁等众多资源。
第二节 峡江地区历史沿革简述
先秦时期，限于文献资料，建置、政区多不可考。相传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峡江地区分属于梁州和荆州。商周时期峡江地区有巴、楚、鱼、庸等国，但其政区不详。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域已主要为巴、楚所占据。
公元前316年，秦师攻巴，俘巴王，巴亡。前314年秦置巴郡，巴郡初治阆中（今阆中市）。前280年，移治江州（今重庆）。巴郡初期辖区较小，公元前280-前278年，秦派司马错、张若、白起等多次伐楚，占有楚枳、黔中、巫郡等地，新置黔中郡、南郡。原楚地的枳、朐忍、鱼复等县后调整归入巴郡。峡江地区分属于巴郡、黔中郡、南郡。
秦后，汉立。西汉时期峡江地区分属于益州的巴郡和荆州的南郡。巴郡领十一县，在峡江地区的有江州（郡治）、枳县、临江县、朐忍县、鱼复县。南郡西汉初曾改为临江国，后复为南郡，领县十八，在峡江地区有夷陵县、秭归县、巫县。
两汉之际，公孙述据巴蜀地区，峡江地区一度为其所占有。建武十二年(36)光武帝灭公孙述，峡江地区仍属东汉益州的巴郡和荆州的南郡，不过此时州由监察区演变为政区，政区大致未变。直至194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分为三郡：巴郡（后改为巴西郡），垫江以北；永宁郡（后改为巴郡），江州至临江；固陵郡（后改为巴东郡），朐忍至鱼复。峡江地区的江州、枳、平都、临江、朐忍、鱼复等六县分属永宁郡、固陵郡管辖。南郡在东汉末也有变化，208年，刘琮投降曹操，曹操将南郡分为南郡、襄阳、临江三郡。赤壁之战后临江郡属吴，后归刘备，更名为宜都郡。峡江地区的巫县、秭归、夷陵、北井县等分属南郡、宜都郡管辖。
三国时期峡江地区分属吴、蜀两国。蜀国有益州的巴东、涪陵、巴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平都、临江、常安等五县。涪陵郡在峡区内仅有汉平一县。巴东郡（固陵郡），领鱼复（永安）、朐忍、汉丰、羊渠（后分置南浦县）、巫（后归吴）、北井等六县。吴国有宜都郡、建平郡。宜都郡在峡区内有西陵一县。建平郡旧属于宜都郡，在峡区内有秭归、巫县、新陵、兴山、房龄等五县。
公元263年魏灭蜀，分益州广汉、巴、涪陵以北七郡置梁州。303年，巴东及涪陵、巴郡又划归益州。西晋时期，峡区分属梁州（益州）的巴、巴东、涪陵郡和荆州的建平、宜都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临江三县。涪陵郡在峡区内有汉平县。巴东郡境内几县变动略复杂，领朐忍、鱼复、汉丰、南浦等县。太康元年(280)，荆州建平郡在峡区内有巫县、北井、泰昌、信陵、秭归、兴山、归乡等七县。宜都郡峡区内有夷陵、宜昌二县。
成汉时期，巴、巴东、涪陵郡先后归入成汉政权的荆州。涪陵郡大部曾被蛮夷所占。成汉灭亡，峡区归入东晋。
347年，桓温平蜀，峡区分属于益州的巴、涪陵二郡和荆州的巴东、建平、宜都三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临江三县。涪陵郡在峡区内领汉平一县。巴东郡领鱼复、朐忍、汉丰、南浦四县。建平郡在峡区有巫县、北井、泰昌、南陵、秭归、兴山、归乡、信陵八县。
两晋以后不在本书讨论时段，略之。
从三峡地区的沿革来看，该地地处交通战略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乱不断，行政区划更迭频繁，加剧了该地区的文化复杂性。此地域的文献史料也比较多，董其祥曾对重庆以及川东地区史迹进行过总结。
第三节 选题意义
峡江地区地理环境特殊，既有一定的封闭性，又是四川、西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一个大通道，迁进徙出的民族、来来往往的商客带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有些文化因素如过眼云烟，有些却在当地沉淀下来，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通道文化”。结合此处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对峡江地区的汉晋墓葬文化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峡江地区的文化性质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峡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面貌，对于类似“通道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提供些许借鉴；而且对于今天的移民政策、经济、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另外，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研究多属于基础性工作，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峡江地区发现大量汉晋时期墓葬。如今，田野考古工作已基本结束，转入资料整理阶段，一些报告陆续发表出来。但目前工作仍以资料整理为主，研究性文章较少，且偏重于分区、分期、序列演变、编年等基础性工作。所以峡江地区汉晋考古仍处于起步状态，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考古发现。已经有研究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工作，如蒋晓春基本建立起峡江地区秦汉时期墓葬的分期、编年序列。本书在这些基础工作之上，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希望能对峡江考古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