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地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处于长江流域的交通要道，在葛洲坝、三峡大坝等工程的带动下，峡江地区发现了大批汉晋墓葬，为峡江考古研究迅速提高提供了一个契机。本书在充分了解此地人文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回顾了前人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研究情况，认识到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面貌十分复杂，于是以此为切入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先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形制和部分文化面貌比较复杂的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尝试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来源进行型式划分，然后在墓葬和器物型式划分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文化来源将峡江地区墓葬文化因素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组，甲组为中原文化因素，乙组为本地区域文化因素，丙组为长江中下游文化因素，丁组为西南夷地区文化因素，戊组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己组为域外文化因素，庚组为南方文化因素，并对甲、乙、丙三组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了分析。
然后结合前人分期成果，以文化阶段转变为依据，参考重大的历史活动，将汉晋墓葬重新分为五期，并讨论不同时期各组文化因素的强弱演变，发现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中前三组的演变对于峡江地区文化演变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依据各组的变化情况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制度及考古学文化阶段性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峡江地区自西汉以来，在西汉中期和西晋中期有两次重大的文化转变，这两次转变分别导致了汉文化和晋文化的形成。同时细化汉文化研究，认为汉文化在形成之后，于王莽时期和东汉中期还有两次内部演变。最后结合文献对这几次转变进行背景分析，得出文化演变与政治中心的迁移、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中心移动、移民迁移、战争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在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分析基础上，总结出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五大特点：物质文化因素极为复杂；墓葬资料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信仰观念也比较复杂；峡江地区对强势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性；封闭性和开放性共存；峡江地区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文化传播中介。根据考古学文化以峡江通道为中心特点，提出峡江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通道性文化”。
由于学力、时间和材料的限制，本书仅重点分析了峡江墓葬文化的分组、分期以及规律演变，并总结了相关的特点，其他问题多未涉及，因此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问题一，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问题。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汉晋时期峡江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如《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左思在《蜀都赋》中也说“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后来成汉又引僚入蜀，有部分散布到峡江地区。此外还有许多的武陵蛮，《华阳国志?巴志》载：“(罗献)因表以(杨)宗为武陵太守，住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得三县初附民”。晋初还“置武陵郡，主夷。”此处仅举几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文献多有涉及到峡江地区少数民族问题。所以峡江地区少数民族绝不在少数。但是通过墓葬考古学文化来看，主要是汉族文化遗存，少见其他少数民族特征的器物，就此得出峡江地区不存在少数民族，显然和历史文献矛盾，这也是本书未进行族属分析的主要原因。笔者对出现这种矛盾作了两种推测：
其一，目前发掘的考古材料多集中于库区淹没线以下，这些地方多处于沿江、沿岸平坝上或是交通方便的地区，开发较早，多为汉族占据，或者是有少数民族但已经被汉化了。而少数民族多居于险恶之地，考古工作做得不多，因此考古材料主要表现为汉民的。
其二，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于一起，接触较多，所使用的物质用品已经和汉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在文化风俗习惯上还有明显的差异，和现在区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情况一样，仅从物质用品来看已经很难区别了，从心理特征、民俗信仰上进行区别。所以虽然当时人们很容易区分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并记录下来，而现在从物质化的考古材料上已经很难区别。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或者兼具以上两种原因。
问题二，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峡江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目前的墓葬材料还难以全面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考古材料在反映器物类型、时代乃至墓葬制度方面有直接的作用，但是对于更高层次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复原还缺乏力度，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本书这方面的工作浅尝辄止。如何用更先进、更完善的体系来释读峡江地区出土考古材料，以达到复原意识形态领域内容的目的，还需要继续探索。
问题三，据已报道的资料来看，目前全国仅发现的汉墓就达5万座以上，按常理，汉墓如此丰富，研究也应该最充分，对于历史文化研究贡献也应该最大，但是目前情况却是相反的，除了对墓葬的分类、断代、分期或者对个别器物、特殊现象研究比较充分外，其他少有作为，即使在表现最有力的丧葬制度上也多是充当文献的辅证材料，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成果极不成比例。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对于历史考古研究的不重视；另一方面是历史时期文献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考古学独立发展，文献所提供的历史框架有些时候反而束缚了研究者的手脚，而史前或原史时期文献较少，研究者能放手利用各种理论、方法来研究考古材料，这也许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理论、方法单一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释墓葬材料的理论、方法体系，所以即使发现再多的墓葬，也不过是重复枯燥的考古发掘工作而已，最多是对以往类型划分、分期断代的补充而已，而对于历史研究（广义）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峡江地区发现的汉晋墓葬数量已经相当多了，资料积累已经达一定的程度，汉晋墓葬的器物类型、分期断代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也进行得相当充分，要想避免其他地区汉墓研究问题，必须转换思维，开拓新理论、新方法，从各种角度来研究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资料，将这些物质性的材料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信息。
后记
本书是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硕士论文作于2006年，资料收集也是以2006年以前为主。2007年以后峡江地区又有很多新的考古资料发表出来，报告集有《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年卷、2001年卷、2002年卷，发掘报告如《云阳走马岭墓地》、《云阳晒经》、《万州大坪墓地》、《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等均包含有汉晋时期墓葬材料，本书对这些材料并未一一收入，一方面是限于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新资料与本书的整体结构和主要结论并无冲突。
写作本书时遇到三个主要困难：首先，峡江地区处于交通要道，物质文化因素非常复杂，不同地区文化杂糅于一起，理清这些文化因素需要对每一类墓葬、器物甚至是每一座墓葬、每一件器物进行详细的分析，分解出不同文化因素，找出其渊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不仅对峡江地区的汉晋墓葬非常了解，还要对峡江以外其他地区的汉晋墓葬文化以及区域文化特点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毕竟笔者学力有限，虽尽量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但是难免有些文化因素还是没有分解出来。其次，峡江地区发掘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短时间内发现了大量的汉晋时期墓葬，对如此庞大的资料进行整理花费了大量时间，而且新资料还在持续不断地发表出来，写作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收集、消化这些新资料。再次，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应用的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参考的案例。考虑到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差别，虽然可以借鉴史前的一些论证方法，但不能完全照搬，有些工作纯属尝试，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本书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遗憾，但重要的是写作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知识、拓宽了学术视野。
从本文开始收集材料、写作、修改至截稿，笔者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有哪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汉墓研究中？目前考古学基本方法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学三种（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0页），前两者对于墓葬资料提取、断代、分期、分区必不可少，后者在汉墓研究中应用甚少，即使本文所应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只是在分析考古学文化构成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作用。现存的考古学方法对更高层次的研究明显感到无处着力。汉墓材料发现数量巨大，据估计可能在10万座以上，而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相对于庞大的汉墓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且研究多限于时空等基础性研究，像是进入了一个瓶颈。笔者感觉目前的汉墓考古研究颇似陈淳先生对良渚文化研究的批判一样：“考古发掘和发现纯粹在量上的积累是根本无法增进我们对过去文明发展了解的，除了发掘出一些重复的考古遗存或偶尔发现一些大墓来补充我们对该文化时空分布的了解之外，如果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低层次的发掘实际上是文明探索的死胡同”(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墓葬是埋葬死者的，最能体现丧葬习俗和死亡观念，而这恰恰是汉代墓葬考古研究的弱项。即使偶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多是利用历史文献来予以解释，但这类研究往往陷入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僵硬的、经验性的比靠，并未在二者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桥接。庆幸的是已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墓葬理论、方法问题，如《南方文物》最近开辟“生死观的文明史”，其目的是“引发更多学者对墓葬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兴趣”（李梅田：《墓葬的考古学意义——<南方文物>“生死观的文明史”专栏开篇词》，《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笔者浅见，生死与信仰是宗教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墓葬与之关系最密切，也许将二者结合起来，是汉墓考古研究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墓葬一旦解决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汉墓考古研究必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此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霍巍先生。读书期间，先生的严格要求使我不敢懈怠，先生的教学善于从宏观上来引导学生，教我们如何读书、读哪些书，如何做研究，口才极好，往往三言两语就将我们引入其中。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从选题到定稿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毕业后离开学校，先生仍时常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此书的修改便是在先生督促下完成的，先生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予指导、作序。
感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华、刘雨茂、陈云洪等先生。进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以后，在秦汉考古方面的学习、进步与他们的指导、帮助是分不开的。江章华先生根据我的专业方向，给我拟定了工作方向，常在工作中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并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刘雨茂先生在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陈云洪先生对成都汉墓资料特别熟悉，常往请教。
感谢蒋晓春师兄惠赠论文，对于我的论文写作有很大帮助，本文多处引用了蒋晓春师兄《三峡秦汉墓研究》的研究成果（文中已一一详细注出）。
感谢我远方的父母，你们的期望是我永远的动力！
感谢我的妻子，我的工作、生活离不开你的支持。
索德浩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