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以来汉文化逐渐在峡江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完全消除历史传统、地域特点，再加上峡江地区身处交通要道，很容易接触到各种外来文化因素，早期文化延续、中原汉文化、本地区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南方文化等因素相互融合于峡江地区，使文化面貌格外复杂。要理清这些文化因素，需对峡江地区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研究，将不同文化因素分解出来，找出不同文化因素的渊源。由于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数量庞大、出土器物众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于所有出土器物的文化属性一一分析，因此本书主要选择一些文化因素比较复杂或来源有争议的遗迹、遗物进行讨论。
本书类型学研究目的是将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众多文化因素进行条分缕析，了解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为下文文化因素分组作铺垫，所以本书类型研究主要偏重于器物的分类研究，兼顾同类型下器物的型式演变。操作步骤是先将同一类器物按照不同的来源分出几型，如仓，参照不同类型仓在周边分布情况，发现峡江地区的仓来源于几个地方，一是中原的，二是本地的，三是江汉地区的，四是常见于南方却无法确定具体地区的，那么将来自中原地区的仓归为A型，本地的归为B型，来自江汉地区的归为C型，南方地区的归为D型，然后在不同型下进行式的划分，反映各型器物的演变规律。峡江外来器物很多未融入本地，其演变序列多和原生地的基本一致，本书对此类器物的型式划分主要参考其在原生地的演变情况。这样的类型学分析，既能反映器物的演变规律，又方便了文化因素分组工作，更重要的是使文化因素分组的过程摆于纸上，读者一目了然。同样，墓葬形制的分析也是如此。
第一节 墓葬形制类型学分析
汉晋时期墓葬类型复杂多样，对于此时期的墓葬分类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根据墓葬规模和墓主等级分类，有的根据墓葬形制和结构分类，有的参考墓主身份和墓葬结构两种标准分类，还有的主要根据墓内空间变化来进行分类，由椁墓到室墓、由密闭型到开放型变化。具体到某一墓葬则多从平面布局进行描述，如长方形、刀把形、凸字形等。总之，汉晋时期的墓葬分类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的分类标准各有优缺点，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分类方式来对数量庞大的汉墓进行综合分类，是目前仍未解决的一道难题。笔者以为采用什么样的分类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利于墓葬的综合研究，达到研究者的目的。
峡江地区墓葬以中小型为主，墓主身份多为平民或中下层官吏，基本上不存在等级分类问题。本书主要根据墓葬的结构进行分类，依据建筑材料不同，峡江地区墓葬主要有土坑墓、岩坑墓、崖墓、崖葬、土洞墓、画像砖（石）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几类。其中土坑墓和岩坑墓虽然质地构造不同，但这主要是此地的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峡江地区平坝较少，平坝上多为居住和耕种利用，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些墓葬不得不葬于山上的砂岩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岩坑墓一般是山下没有足够的墓地才埋入山上，其时代相对较晚。两类墓葬发展演变规律基本一致，可以归为一类。砖室墓和石室墓也是如此，峡区多石，故很多墓葬以石代砖。
第一类：土（岩）坑墓
根据长宽的比例、大小可以分两型：
A型 长方形宽坑墓，有些为方形。此类墓相对较大，有的带有二层台、墓道，葬具多为棺椁。岩坑墓均为此型。根据墓底铺石与否可分成两式：
Ⅰ式 墓底不铺砖石，如巫山麦沱M40，竖穴宽坑，夫妻合葬，墓底有少量石灰。主要流行于战国、秦以及西汉，以后少见。
Ⅱ式 墓底铺砖石，如丰都汇南M18，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带墓道，墓底中部用长方形墓砖横排对缝平砌，上置2具木棺；在墓室与墓道连接处另有一用砖铺成的小棺台，上置1具木棺。主要流行于东汉。
此型墓在早期巴蜀地区不见，应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宽绰的墓室、夫妻合葬墓、多人合葬等。文化因素很明显都是来自中原。
B型 窄坑，长与宽的比例一般是2∶1左右，部分达到3∶1，均为土坑墓。此型墓可分三式：
Ⅰ式 墓底未铺石，有的带有二层台，多为单人葬，如胡家坝ⅡM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四壁均带生土二层台。此式墓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
Ⅱ式 墓底铺石，有些带有斜坡墓道，如庙坪M25，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宽比例3∶1，墓壁下四周平铺鹅卵石，墓底铺子母砖，墓室中部用石条隔成东西两室，为多人合葬墓。此式墓主要流行于王莽时期。
Ⅲ式 墓室带有小龛，龛较小，此式墓发现较少，东汉魏晋时期有见，如江东嘴M5，圆角长方形，头北侧有浅弧形龛，龛内置陶罐、钵各1件。
此型墓演变趋势从墓底不铺石（砖）到墓底铺石（砖），最后发展到墓壁上出现小龛。峡江地区的这种窄长的土坑墓在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已经比较常见，到汉晋时期砖(石)室墓虽然成为主流，但是此型墓依然存在，只是数量逐渐减少，而且还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如一些墓中出现的二层台应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应是继承了本地传统文化因素。
第二类：砖（石）室墓
峡江地区的砖（石）室墓出现于两汉之际，此后为墓葬的主流，和南方砖室墓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峡江地区砖（石）室墓以中小型为主，基本的平面布局有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刀把形等，另外还有少量不规则的多室墓。其中凸字形和刀把形墓葬最多，长方形次之。墓砖的形制基本上见于中原地区，但是有些墓砖的装饰比较有特色，装饰有钱纹、车马纹等。此类墓东汉时期受中原影响较大，两晋时期受长江中下游影响增加，其中“咬土砖”加固墓壁的方法很明显来自长江中下游。如秭归庙坪M104，墓葬平面为凸字形砖室券顶，墓壁用青灰砖单层错缝平砌，其间不规则的横砌出一砖，以加固墓壁，铺地砖多被破坏。
砖（石）室墓中有一类特殊的画像墓，如涪陵三堆子2号墓等。罗二虎先生对画像墓有专门的研究，罗先生认为“西南地区包括画像墓在内的装饰墓都渊源于中原地区”，此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画像传入到四川本地后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和题材。中原地区题材偏重于儒家的教化，如石棺画像上的“孔子见老子”、“秋胡戏妻”、“聂政刺韩王”、“董永侍父”等图像很明显是从中原传来。而巴蜀画像中有浓厚的升仙气息，一些题材如天门、太仓、车马、西王母等画像也明显具有自己的特色。总之，峡江地区砖（石）室墓是受中原影响而产生的，来源单一，此类墓的类型学研究对于文化因素分析帮助不大，而且罗二虎、蒋晓春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此处不再重复。
第三类：崖墓
崖墓是在石崖壁面以九十度角向内开凿成墓室的一种特殊墓葬，流行于西南地区，出现于两汉之际，和四川砖室墓出现时间基本一致，大背景是墓葬从密闭型向开通型转变，流行东汉、蜀汉，至南北朝后期逐渐消失。墓主有汉族，如中江塔梁子M3榜题明确说明墓主是中原人士迁徙至此；也有少数民族，笔者最近在四川省双流县华阳镇发掘到成汉时期崖墓，该墓中出土一件镇墓俑，形象类似少数民族，暗示墓主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成汉政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所以在成都地区发现少数民族墓葬也很正常。笔者不解的是很多地区均具备崖墓开凿的地质环境，但为何单单流行于巴蜀文化圈？是否和当地某些宗教信仰、文化有关？四川汉代巫术、升仙思想盛行，道教发源于四川，目前最早的佛教遗物也是发现于四川，而崖墓又开凿山间、河谷之处，是否为了配合升仙的要求？
峡江地区发现多座崖墓，约于东汉中期出现，两晋时期仍较常见。与川西地区相比，峡江地区崖墓较小，形制简单。
罗二虎先生对崖墓有专门的研究，其中的类型学分析已很详细，因此此处对于崖墓的型式划分不再赘述，而主要讨论崖墓的文化归属问题，如果从墓内所出器物来看，无疑归为中原文化系统，但从崖墓形制来看，与中原发现的崖墓并不相同，目前中原地区发现几十座崖墓，规模庞大，时代以西汉早期居多，如河北满城汉墓、徐州北洞山、龟山楚王墓等，墓主身份多为贵族和高级官吏，而四川（包括重庆）地区的崖墓墓主身份多为中下层人士，身份地位悬殊，墓葬时代较晚，数量很多，两地崖墓的性质不一样，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地域特色的墓葬，当然这种墓葬的起源可能受到中原早期崖墓、砖室墓、洞室墓的影响，但是已经发生本质变化，是适应四川地区历史地理环境的一种特殊墓葬，正如罗二虎先生所说是“中原地区横穴墓兴起并传到四川以后，为适应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墓葬形式”。
因此，崖墓是受中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区域特色遗存。
第四类：洞室墓
洞室墓最初的形制为土洞墓，其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由秦领地内竖穴墓中的壁龛发展而来，二是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早期窑洞式建筑，第二种说法相对可信。有人在第二种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洞室墓起源西北地区，战国中期秦接受了这一墓制，后逐渐影响到其他地区，至西汉洞室墓中流行砖筑结构。所以峡江地区的洞室墓是受关中地区的影响而产生的，可以归为中原文化因素。目前发现的洞室墓多集中于巫山，详细的型式划分请参考蒋晓春的《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
第五类：崖葬
崖葬是将死者葬于险峻的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特殊埋葬方式，其特点是墓葬独立于崖际，冢不闭户，有葬无坟，因此既不同于两汉六朝前后四川、重庆地区的崖墓，也有别于一般的洞穴墓，也常称之为悬棺葬。崖葬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出现于商周时期，直至近现代仍有残存。峡江地区是崖葬分布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很多学者对此地区的崖葬做过调查研究，其时代大致为战国至东汉时期，有学者认为其族属为蛮僚民族，与东南地区的越族有一定的关系。吴春明先生认为包括峡江在内的西南崖葬均起源于东南地区，如果此结论正确，那么峡江地区的崖葬应属于东南地区文化因素。
第二节 器物类型学分析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出土器物种类多、数量大，根据质地来划分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金银器、骨器等。
陶器有罐、钵、盆、盂、仓、灶、井、鼎、盒、壶、钫、豆、灯、碟、瓮、耳杯、釜、坛、器座、纺轮、熏炉、案、卮、魁、勺、排水管道、摇钱树座、网坠、盏、串珠、瓦当、奁等，其中盆、壶、勺、熏炉、魁、灯、钵、罐等部分器物表面施釉；另有部分硬陶器物，器形有罐、坛（双唇罐）等；模型类陶器有佩剑俑、执刀俑、执盾俑、提袋持便面俑、侍立俑、托物俑、持镜俑、托盘俑、抱囊俑、吹箫俑、击鼓俑、抚琴俑、吹埙俑、跳舞俑、徘优俑、庖厨俑、驾驭俑、执铡刀俑、执锄俑、持箕俑、持杵臼俑、执杖俑、拱手俑、提鱼俑、提罐俑、抱物俑、按物俑、听乐俑、坐俑、出恭俑、镇墓俑、鸡、狗、马、猪、羊、鸭、鱼、鱼塘、房屋等。
铜器有尊、洗、鍪、盆、釜甑、提梁壶、蒜头壶、壶、耳杯、簋、钫、壶、灯、镜、剑、奁、盘、棺饰、环、簪、铃、车马器、盖弓帽、指环、钗、纽扣、带扣、针、刀、弩机、箸、带、摇钱树、镯、凿等；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大布黄千、铲形币、刀形币、布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传形五铢等。
铁器有鍪、剑、釜、削、锯、钉、锄、刀、匕、镰、犁、铲、“S”形器、剪刀、钩、三足架、矛以及铜格铁剑等。
瓷器有罐、盘口壶、鸡首壶、唾壶、蛙形水注、盖盂、盏、碟、碗、钵、盂、唾壶、虎子、熏炉、盘等。
金银器有镯、指环、钗、纽扣、簪、顶针、豆、耳环以及一些装饰品。
石器有砚、黛砚、兽座、耳珰、权、串饰、骰子（？）、地券、人物俑、动物俑、穿孔石器、滑石猪等。
玉器多为蝉、玛瑙珠、玉松石、水晶珠等装饰用品。
琉璃器以耳珰、料珠、串珠等小型装饰品为主。
骨器有骨雕小狮、针等。
其他还有珍珠、铅质梳子和耳珰、蚌质纽扣等。
如此众多的器物不可能一一进行型式划分，有些器物型式划分对于本书的讨论毫无意义，所以本书仅选择一些文化因素比较复杂、能够反映时代变化或是文化属性有争议的器物进行分析。
一、陶器
峡江地区的陶器不仅种类繁多，文化因素来源也比较复杂，朱顺龙、褚馨将这种情况总结为“中原为体，楚蜀为用，巴韵依存”，实际情况还要复杂。
峡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陶器，但是却少有窑址发现。专门的陶窑遗址仅发现忠县上油坊一处，其他性质的遗址中也零星发现一些陶窑，但是陶窑和陶器的数量、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朱顺龙、褚馨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陶窑被后世改成瓷窑；二是受发掘限制，目前还未发现。这两条理由值得商榷，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峡江地区直到隋唐时期仍少见瓷窑遗址，唐宋时期瓷器的来源还在讨论之中，所以陶窑改成瓷窑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不应该很普遍。其次，峡江地区发掘规模和面积已经非常大了，可是发现的窑址还是如此之少，这可能说明峡江地区原有窑址的确不多，陶器生产规模不大。因此其中部分陶器的来源要重新考虑，是否有可能是从峡江地区以外输入呢？峡江地区处于长江水路要道，水运陶器不易破碎，成本不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不应该被忽略。通过科技手段分析陶器的成分及来源，将会有最终结论。如果此结论成立，那么峡江地区的陶器文化因素复杂的原因就很容易解释了。
1.罐，可以分为两大类。
甲类 平底罐。
此类罐器形繁多，大多不能体现器形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不予详细论述。峡江地区自商周以来以圜底器为主，平底器不常见，春秋战国、汉晋时期的平底器和早期的平底器似无渊源关系，将汉晋时期峡江所出平底罐和中原相比较，多能找到相同或相似器物，如大平底罐、圆肩罐、折肩罐等均来自中原地区。但是一些器物融合了其他地方的文化因素，如在峡江东部特别是巫山地区盛行在罐的下腹部留有刀削痕，器物下腹有刀削痕属于本地特点。平底罐虽然受到其他不同文化的影响，但仍以受中原影响为主，因此归为中原文化因素。
乙类 圜底罐，可以分两型。
A型 折肩，根据肩部特征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亚型：
Aa型 宽折肩，形体相对较大，肩部较宽，腹下部多装饰绳纹。此型罐的演变趋势是腹部由圆鼓腹变成扁折腹，圜底由圆变尖。具体式别划分请参考蒋文的A型陶釜研究。
Ab型 窄折肩，形体相对较小，肩部较窄，腹下部亦装饰绳纹，底部由圆变尖，如崖脚BM22：107。具体式别划分请参考蒋文的B型陶釜研究。
此型罐和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流行的小口圜底罐非常相似，少见于其他地区，应受其影响演变而来，归为土著文化因素。
B型 颈部较高，下腹部装饰绳纹，可以分为四式：
Ⅰ式口微侈，直径，折肩，底微上凹，如巫山江东嘴M19:20。
Ⅱ式侈口，颈外斜，折肩，底内凹，如巫山麦沱M29：6。
Ⅲ式敞口，颈进一步外斜，底继续上凹，如巫山瓦岗槽M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