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妹妹升入初一，我升入初三。
父亲的负担越来越重，妹妹虽然在家里话说得很少，心里和我一样要强，从小学到初中，妹妹上学的学杂费居然一样没有因为家庭条件特殊免交过一次。
谁想让同学另眼看自己呢？
我和妹妹每年要花上千元钱。但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父亲仍然与家里的那头牛为伴，一个地板车，一把铁锹，一把锄头，一个镢头。
奶奶的负担也陡然加重，原来只要做一个人的饭，现在要做两个人的。
1995年冬天，下了场好大的雪，我印象里最大的一场雪，同村没有在学校周边村住下的同学放了晚自习都一起回家，雪十几厘米深。我和衍科的儿子、国徽连同几个女生，自行车骑几步就站在雪里不走了，歪倒，我们推着。
回家8里路，天寒地冻，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衍科的儿子索性唱起了歌，清寒的月光下，雪覆盖着广阔的田野，万籁俱寂，白白的底色下，只有我们行走的欢歌笑语，是我们不畏严寒的学子。
上学就是这样，几年后、十几年后，曾经因为求知时的艰辛会化作过去的美好回忆。
我不回家，父亲从来没有睡下过，父亲冬天要里订盖垫，妹妹做完了作业看会儿电视。那时，我们家里有电视了，五叔买了彩电，五婶把家里14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搬到了我们家，只收中央、省、地市和我们县的几个电视台。
我上学的那十几年，我们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总要落后别人几年的，如果没有别人周济就会停滞不前。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能吃到奶奶提前为我做的热腾腾的饭菜了。
奶奶屋里没有表，开始我上早自习的时候，常常三四点就把饭做好了，我们上早自习五点才走，太早了。
我就跟奶奶约定，早晨我先起来，拉几下灯，奶奶看见了再起床。每次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总听见奶奶走过我和父亲床前脚底摩擦地面的“擦擦”声。
有时，头夜下了雪，我还没拉灯就能被奶奶走到厨房时鞋底与地面摩擦的沓沓声叫醒，奶奶为了我上学早形成了自己的生物钟。
四年初中生活，我间断地在舅舅家住过，最初为了学习，但时间长了，就不学习了，反而多了晚自习后与同学玩耍的时间。1996年，姥爷去世，最初听说消息的时候，父亲叹了口气，那是为父亲一生最幸福时光牵线的人，出完殡之后，我就很少再到舅舅家去住了。
也许习惯了奶奶热饭的味道，习惯了每天清晨奶奶鞋底拖沓地面的声音，我回家更多，那时，奶奶已经快七十岁了。
每过周日，奶奶总要包水饺，提前买下肉，剁大白菜，细细的、攥去水，调油和馅。后来，工作之后，水饺成了我最喜欢的食品，每次吃水饺，总会想起奶奶为我包水饺的情形。
那年，村里葡萄已进入丰果期，葡萄长势好，面积成了规模，但销路始终没有解决，很少遇到成规模收购的客户，村民们零散地到集上卖，在路边摆摊。葡萄易腐烂、不耐运输，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机构管理外销，葡萄园在大产几年后，逐渐被村民们废弃。
村里又开始发展冬暖式大棚，新村东南角一夜之间冒出三四十个蔬菜大棚，衍科和连忠各自发展了一个，两家起早贪黑，种植西红柿、扁豆、黄瓜，这些蔬菜经过一个冬天的培育上市早，价格高，家境逐步殷实起来。
原来秋收后大家闲着没事互相串家门，冬天了，都躲在墙角，一聚一堆人，要么甩扑克，要么掷骰子。发展大棚是成功的，从那会儿起，我们村的生活模式逐渐改变，群众们即使冬天，也要来回在大棚与家之间劳作，拉草苫、到棚里管理蔬菜。
我们村只是那个小镇的一个缩影，进入90年代中后期，“二亩地一头牛”，“交够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时代就已经终结。
市场经济的春风让人们的思路更加灵活，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开了窍，发展经济的思路途径多起来，意愿更加主动，闲散季节不再游手好闲，人人懂得用自己的汗水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父亲只能望棚兴叹，父亲知道，反季节的东西就是用自己的汗水换钱，就如几年前母亲养的那么多的鸡鹅和兔子，即使不成功，也仅仅是耗费了自己的一点劳力。但一个人早晨要拉草苫，晚上要放草苫，怎么干得过来。
父亲仍然坚守着那头黄牛与五亩粮田。地里活干完了，父亲就去帮零工，有时去赚顿酒喝，赚盒烟抽，有时到建筑队里，推泥，搬砖，积攒我和妹妹的学费。
而对于我的学习，父亲从来不问，不是不关心。
现在在我看来，那是父亲的一种大度和放心，他放心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