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结婚后，社会发展步入新轨道，村里大队办公室改成了学校。农村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分田到户，这让农村人的勤劳善良在肥沃的土地上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我们村的搬迁陆续进行，农村生活条件以看得见的速度改善，新建房子陆续由土坯草顶转成了红瓦砖房，新村地势平坦，一排排房屋整整齐齐。新村与老村就隔着哈喇河。
但小河两岸却代表着两个时代。老村沿袭古代依水而建的旧制，哈喇河就在老村的南面；打井技术的提高在农村的发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人们安居，不必一定依水而建。新村倾向于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出行和发家致富，乡上新规划的连村公路光惠路就紧邻新村。
父亲母亲结婚后，老村里只剩十几户人家了，或是老弱人口，或是光棍汉，爷爷奶奶随五叔到了新村，父亲母亲是少有的新婚又住在老村的。
父亲母亲赶上了好时候，结婚的第一年，父亲母亲就种植了五亩黄烟。
两个人起早贪黑，原来供10口人居住的老屋，父亲改造成了烤房。每到烤烟的时候，父亲就靠在烟房那里，母亲做好饭给父亲送过去。
怕父亲被蚊虫叮咬，母亲就割了艾草，编成条，晒干，父亲拿去点上，然后，躺在麦秸编的铺上搭个二郎腿睡觉，哄小曲。
然后，故作其样地起来往炉里填炭，打开烤屋看烟烤得程度。
从第一房烤烟开始，父亲和母亲就有了婚后的第一笔收入。
刚成家，家里没什么家具，不到一年时间，不但还清了亲戚邻居建新房子借的钱，还买了收音机、缝纫机、一辆金鹿自行车。
对这些物品，父亲母亲倍加珍惜。收音机、缝纫机买来，母亲专门织了台布，劳作完了，晚上夫妻两个大眼瞪小眼地在洋油灯下听收音机。
父亲用绿胶布一圈圈地缠自行车的大梁、三角叉，凡是不转的地方都缠上，最后到车管所去挂牌领证。
很多年后，车座骑得皱皱巴巴了，胶布风化变脆，露出的大梁、三角叉依然焕然如新。
那个时候，这三样都算大家具了，贵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有钱难买到，都是专供的，要托人要到供应票才算有资料。然而父亲母亲不但有钱，而且买到了。
结婚第二年，家里有了挂钟，母亲还买了一块烟台牌手表，物质上一点点充实着这个家。
母亲会做衣服，在父亲看来好像麻绳一样的图画，母亲参照着，一块布划上白线，修修剪剪，母亲脚一蹬，缝纫机轮子一转，就有一件新潮的衣服。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每做一身中山装，父亲就把脑袋弄得油光油光的。
父亲喜欢上了理光头，头刮得干干净净，锃明瓦亮。穿上中山装，嘴上叼根双兔香烟，有时戴戴相亲的那个绿帽子，那个精神。
父亲在村里是真风光，走到哪都如晨起的雄鸡，抬头挺胸，神采奕奕。
家里井井有条，在外风风光光，父亲俨然成了全村最幸福的年轻人。
1981年4月2日，一个春风抚面，百花竞开，万物生机勃发的日子，在鲁中平原的一个小村里，我出生了。我哭着来到人世间，父亲和母亲开怀得笑着。
过年了，初二，父亲用他缠得结结实实的自行车，带着母亲，母亲抱着宝贝儿子，父亲每蹬几脚就回头看看坐在后座上的母子俩，母亲不让父亲看，用小被子把儿子包得严严实实，故意转过身去，在儿子小脸上亲几下。
不论走在哪里，气息里迸发的是无尽的幸福。
路过慈母山，再走几百米，那就是父亲幸福故事开端的地方，那条路父亲走不够，那条路父亲从来没有觉得长。
到姥爷家，姥爷早就站在门口了，母亲一下车，姥爷就马上接过我，抱在怀里，也不管父亲母亲了，看着我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舌头伸进伸出，憨头憨脑的样子，亲不够，也爱不够。
两年后，妹妹出生。计划生育开始在农村实施，一双儿女给家里增添了无穷乐趣，也为父亲母亲的生产增添了无穷动力。
那几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那几年，勤劳的农村人凭自己的汗水，越来越体会到了生活的甜蜜。
那几年，像我一样，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艰辛，没有经历过全家人眼瞅一口稀粥锅过日子的情形，也没有经历过拿着毛主席语录通行天下的疯狂，我们这一代没有吃过窝窝头。
时代赋予了我们鲜明的时代特征，出生后生产刚刚自由发展，父母一代自食其力不但满足了吃穿，手工业、商业在社会上开始出现。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我们这群人遇上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我们一代，在欢乐和痛苦交织里奋进挣扎。
人们形象地把我们这一代叫做8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