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个故事，从前到后，都不由让人心生感动。聂政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他的高强武功，在他的身上闪耀着低调、从容、自信、果断、良知、道义、感恩等诸多侠义和人性的光芒。蒲松龄曾对《史记刺客列传》作出个人评价，他最佩服的是聂政，最厌恶的是荆柯。说实话，与我心有戚戚焉。
聂政为人至孝，此身虽贱不轻许。作为一个身怀绝技、志向远大的乱世侠客，他为了奉养老母，隐姓埋名，委身于市井之中，靠屠猪贩狗生活，没有怨尤，没有不平，没有慷慨激越，没有击筑长歌，任岁月如流水平淡而过，任光阴若闪电两鬓穿梭。他没有被严仲子的金钱收买，富贵荣华，云烟过眼，平静地过着身为人子，恪尽孝悌的生活。他也没有被所谓的礼贤下士，国士相交所蛊惑，他知道自己的母亲不愿意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状，知道只有自己的尽心服待和陪伴，才是母亲最大的喜悦。
聂政不图富贵，敢将热血报相知。尽管严仲子折节相交，是有着他强烈的个人目的，说穿了，什么礼贤下士、什么千金相赠，就是买你一条命而已。但侠客行走世间，本来就是为知己相酬，一展胸怀，“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他断然不受严仲子的百两黄金，却在母亲离世之后，主动找到严仲子要为他报仇。未取毫厘，却以性命相报，这样的朋友，试问谁不愿倾盖相交？
聂政思量周全，毁面屠肠不为名。他先是拒绝了严仲子“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的提议，为了不出现泄密等意外事件，只身赴韩，独闯龙潭，以一已之力，完成了击杀侠累的义举。在取得目标成功后，他没有选择杀出重围，逃离险境，而是选择了皮面决眼，殒身成仁，为的就是不给亲人留下祸患。我们知道，在战国乱世，死生是为小事，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青史标名姓，留得后人知”是豪杰侠客的最大夙愿。而他，为了姐姐的安全，宁可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名的刺客，在烈日之下，被曝尸于街头，这又岂是豫让、荆柯之类刺客所能做得到的？真是当得起“纵死侠骨香，不愧世上英”了。
好在聂政的姐姐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她在家乡听说这件事后，不但没有就此隐姓埋名，或者远走他乡躲避祸患，反而不惧刀斧加身的危险来到韩国都认尸，这才成就了弟弟的一场千古英名。
《战国策》评价她说：“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音租）醢（音海）之诛，以扬其名也。”聂政的姐姐也是个贞烈的女人，聂政之所以能够扬名当世，遗名青史，就是因为有他的姐姐不畏刀斧加身而挺身相认！
明月悬窗，星空如洗。读到此处，掩卷深思，总觉得有些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千百年来，这世上到底有多少英雄豪杰，被那滚滚东去的历史淹没，任岁月钩沉，风霜过往，最后成为天际的一粒尘埃？
如果，那一天聂政仗剑神威，杀出重围，最后消失在无边的夜色，这泛黄的书卷之上，该如何记录下那惊鸿的一瞬？如果，那一天聂嫈泪流满面，悄悄在家乡为聂政点上一柱沉香，却不去韩都阳翟街头与死去的弟弟相认，在这苍茫的世间，又能否留下侠客聂政的身后之名？
（三）
其实，与聂政一同留名千古的，还有一曲《广陵散》。
说起《广陵散》，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狂放不羁的稽康，但其实，这首曲子与聂政的关系更大。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还有一个名子，叫《聂政刺韩王曲》，说的是聂政刺韩王的故事。讲到这里，历史的记忆就出现了一件比较诡异的事情，几个有名的史籍出现了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东汉蔡邕曾经写了一本书叫《琴操》，主要是介绍和解说古琴曲标题的，里面就提到了一首古曲，叫《聂政刺韩王》。在这篇介绍里，聂政成了为父报仇的孝子，他爹是个铸剑师，因为给韩王铸剑不成而被杀，于是聂政立志复仇。据说韩王最大爱好是听琴，于是聂政就打算通过这个爱好弄死他。这时候传说级现象就出现了，豫让的事迹被安在了聂政身上，说他吞炭漆身，易容学琴，终于习得一身好琴艺，天下闻名。韩王听说后就请他去演奏，聂政把匕首藏在琴中（注意，这里又象专诸了），在给韩王演奏时干掉了他。接着也是犁剥面皮，断其形体，人莫能识。韩国曝尸悬赏后，也有街头认尸一幕，但不是他姐，是他妈妈，结局一如前者。
在蔡邕这个注解里，最大的问题是只提韩王，而没有说究竟是韩国的哪个君王。而且，因为这是一部琴学专著，有些内容似乎是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所以倒可以理解为后人把聂政加工成前代刺客的一个综合体，只是附了琴曲之名。
但据《战国策.韩傀相韩》中记载，聂政刺杀韩王则确有其事，而且明确提到，这个韩王就是韩哀侯。在《战国策》这篇文章中，前边的故事都和我们上面讲的都一样，出现分岐在聂政到达韩国之后。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说韩国恰好在东孟举行盛会，韩王和韩傀（侠累？）都在那里。“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于是聂政仗剑直入，冲上台阶刺杀韩傀。韩傀是个坏孩子，一看跑不过人家，居然一把抱住了同在台上的韩哀侯，拿他当挡箭牌。结果聂政也没客气，上去就把俩人一块干掉了。其后曝尸等等又尽与前文相同。
这样看来，好象佐证了聂政刺韩王的事实，而受害者就是韩哀侯。
在《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中，前前后后，包括众人之间的对话，都与《战国策》中的记载如出一辙，基本就是一个模板出来的，而且在最开始就说道：“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这里也肯定了一点，就是严仲子和侠累确实是在争这个韩哀侯的宠。
但也有唯一的区别，就是《史记》里面偏偏没有提到聂政刺侠累时，也杀了韩王这件事，所写事实与《资治通鉴》相同。按说刺死君王这么大的事儿，只要是有的话，司马迁应该不会抬笔略过吧？
可是最重大的矛盾其实并非是聂政刺没刺死韩王的问题，而是聂政即使再生猛，他也是刺不死韩哀侯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年代，根本就对不上。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时间概念很清晰，聂政刺侠累是周安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97年，这个时候韩国在位的君主是韩取，也就是韩烈侯，他是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接他爹韩景侯的班儿坐上王位的。《史记》在《韩世家》中也佐证了这一点：“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看看，司马迁同学把自己也写糊涂了，在《刺客列传》里还说聂政刺侠累一事是韩哀侯呢，这会儿又变成烈侯三年了。
接着看。韩烈侯共在位13年，直到公元前387年韩文侯韩猷接班，韩文侯又在位10年，这时候韩哀侯才在377年费劲巴拉地登上王位。这样算来，聂政之死比韩哀侯的继位足足早了20年，不知道，这个行刺要通过何种方式方能成功？
那么，《史记》里的韩哀侯又是怎么死的呢？答案：遇刺。“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刺杀哀侯的是他的臣子韩严（又作韩山坚），那时候什么严仲子、侠累什么的早就作古30多年了。
我们从头再来捋一捋。
《战国策》认为韩傀与严遂同朝为臣，君主是韩哀侯，聂政刺杀韩傀，同时杀掉了韩哀侯；《史记》认为严仲子与侠累同为韩哀侯的宠臣，两人交恶，聂政受命在其府中杀掉了侠累，但没韩哀侯啥事儿，韩哀侯最后是被一个叫韩严的人杀掉的；《资治通鉴》认为严仲子与韩国国相侠累有仇，侠累在自家被聂政所杀，彼时韩国君主应该是韩烈侯。
接下来，《通鉴》在后面还有一则故事提到，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年），“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具体解释道：当初，韩哀侯任命韩廆（音伟）为相却宠爱严遂，两人互相仇恨，经常掐架，严遂派人在朝廷行刺韩廆，韩廆逃到韩哀侯怀里，结果两人都被刺客杀掉了。这个时间上的记载与《史记》中韩严（韩山坚）弑韩哀侯的时间重合。
请注意我的用字：《战国策》当中，始终用严遂、韩傀来称呼结怨的两个衰人；《史记》在聂政行刺时始终用严仲子、侠累来称呼两人，在韩世家中写韩哀侯之死时，弑君者为韩严；《资治通鉴》中，聂政行刺时，是严仲子和侠累，在刺韩王时，是严遂和韩廆。三者有细微的分别。
只有一个可以肯定，韩哀侯那个倒霉蛋确实是为了保护大臣被刺客干掉的。千古以降，好象他老兄也是独一份儿了。
结合上面举证分析，那么就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司马光时间考证有误，聂政刺侠累之事，其实是发生于韩哀侯而非韩烈侯在位期间，且哀侯也死于聂刺剑下，《通鉴》所载的两则故事，其实是一件事；
第二，聂政刺侠累，确是发生在韩哀侯在位期间，但聂政只在侠累家中将其刺死，哀侯之死另有他人所为；
第三，严仲子与严遂其实是两个人，韩傀（或韩廆）跟侠累也不是同一个人，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两个姓严的前后相隔二十年，分别在韩烈侯和韩哀侯在位期间找人刺杀韩相，后一个（严遂，即韩严）还顺便弄死了韩哀侯。因为事件过于相似，造成了个别史书的误载。
鉴于《史记》和《战国策》成书较为早，似乎更应该是第一或第二种情况，可蔡邕的《琴操》也成书于汉代，又如何解释聂政的身世呢？而且《史记》本身的自相矛盾已经确认，恐怕连司马迁自己了解释不通这件事了。
可见历史这东西，经过时间的流逝、朝代的更替和文人的修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续续断断，实在是难以说得一清二楚的。
注：关于史书中种种矛盾事件，历来都有很多种解释和争议，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粗略就几个史籍的不同之处做了相关考证。但做了之后，十分后悔，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既烧脑又费时。想想小弟又非历史研究学者，考证个什么是是非非嘛？这不是闲的吗？所以，今后遇到此类情况，尽量以基本记录为准，咱们最好只讲故事，只谈人生，不管对错，不问真假。至于历史及其背后的真相，还是交给真正研究史学的高人们评说吧。
（四）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爱看武侠小说，尤其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在金庸先生所著的《笑傲江湖》里面，就有一首极为有名的“笑傲江湖曲”。
每每想起刘正风和曲洋这两个良朋挚友，又或者是令狐冲和任盈盈这对江湖璧人，琴箫相和，芝兰同介，龙吟凤鸣，高起低回，都不由得让人心潮如浪，浮想连翩。而在我读关于聂政这段古文字的时候，总感觉金庸先生当年也是受了这首《广陵散》的启发，才会在那部书里加上如是的情节。
千年光阴弹指，世事沧海桑田。就用文天祥所写的那句诗来结束这段文字吧：
万里风沙知己尽，谁人会得《广陵》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