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个好头衔后，秦始皇就开始纵情享乐了。其实，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前，秦王便开始大兴土木，他每灭掉一国，便将该国的宫殿建筑在咸阳附近仿造一遍，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整个关中地区，自渭河以北，雍门以东，直到泾河一带全部都是宫殿群。显而易见，当时的秦王是一边征战，一边炫耀。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秦始皇便开始在渭河南岸修建后世皆知的阿房宫，每年动用民工70多万人。虽然有人辩称这些都是有罪之人，但“70万”这个数量相比于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2000万来说，这个比例也是非常惊人的。在阿房宫的构建中，朝宫可以容纳10万人，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马才行，仅一个前殿，东西的长度就达到了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
但是，据后人考证，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也许是因为建造阿房宫的任务太艰巨了，超出了凡人的能力，以至于这座“琼楼玉宇”只能存在于后人的想象之中了。
此外，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出自于秦始皇之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当时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百家争鸣”的现象，知识分子中间的各个学派纷纷著书讲学，互相论战，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而且，在公元前212年，由于2个方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一怒之下，在咸阳将460余名方士全部坑杀。
焚书坑儒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是，从主观上来说，这一事件却彰显了秦始皇的“伟大魄力”，彰显了大秦国威。秦始皇自诩为“人间圣主”，当然不允许民间有任何人反对他、诽谤他了。所以，他才会以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让所有人以他推崇的思想为正统，以他确立的制度为准则，这与其后他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的目的是一致的。总之，秦始皇认为，以他那盖世无双的尊贵和权力，不摆谱是绝对不行的。
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赢天下
摆谱，不一定会带来恶果，如果能够把握得当，摆谱也会为自己带来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已经被诸葛亮充分证实了。在《三国演义》里的经典故事“三顾茅庐”中，诸葛亮恰到好处的摆谱成功地为自己抬高了身价，使刘备对于这位“隐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所以才三番五次邀其出山，最终授予其丞相一职，使得诸葛亮在三国鼎立时期的政治、军事领域叱咤风云，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千古传奇。
在“三顾茅庐”之前，中国正处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诸侯割据，群雄逐鹿。时逢乱世，正是“出英雄”的好时节。
当时曹操坐据北方朝廷，孙权拥兵江南东吴，汉宗室亲刘备听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今河南南阳城西，一说为湖北襄阳城西南）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恢复汉室。
“三顾茅庐”中这样描写刘备邀请诸葛亮的情景--
第一次去请诸葛亮，恰巧诸葛亮有事外出，刘备只得失望而归。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早已不耐烦，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之情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刘备斋戒沐浴之后，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火暴性子的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果诸葛亮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骂了一顿，又带着关、张二人第三次去请诸葛亮。当他们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已经是晌午十分，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等到他“自然醒”，才彼此坐下谈话。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邀请他，最终决定出山来全力帮助刘备辅佐蜀汉皇朝。
在整个三顾茅庐的故事中，诸葛亮在进行全方位的摆谱--他在南阳隆中耕田时，把自己比做前朝名相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何许人也？前者是春秋时期的名臣，曾经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后者是战国名将，曾经联合赵、楚、韩、魏四国攻打齐国，攻占了超过70多座城池。当时还隐身于山野之中的诸葛亮就敢于如此自吹自擂，虽然有人不以为然，但也不得不令更多的人刮目相看。
同时，诸葛亮还给自己取号“卧龙先生”，要知道，在古代，“龙”这个字眼可是极为敏感的，只能用于天子身上，而诸葛亮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为“卧龙”，可见他在费尽心机为自己造就名声。
诸葛亮故意耐住性子，他没有匆匆忙忙地到各地诸侯面前毛遂自荐，而是等待别人前来请他。果然，有人“上当了”。其实，刘备之所以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有高人在他面前极力推举褒奖。先是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在临去曹营之际向刘备专门推荐，接着又有当地名士司马徽在造访刘备之时对诸葛亮大加赞扬。一个说诸葛亮好比麒麟鸾凤，有经天纬地之才，若得此人相助，不愁天下不定；一个说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还是谦虚了，“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而徐庶和司马徽二人，前者是在刘备手下立有显赫战功的将领，后者是刘备非常崇敬的高人。有这样两个人的极力赞扬，把急于争夺天下、建功立业的刘备的胃口吊到了半空，恨不得立刻把诸葛亮网罗到自己麾下。说到这里，人们不免要产生怀疑，无论诸葛亮有何等才能，可他毕竟在山里未曾崭露过头角，其才能未曾经受过实践的检验。那么，徐庶和司马徽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推崇呢？于是有人开始猜测，徐庶和司马徽是诸葛亮事先安排好的“托儿”。
最后，诸葛亮巧妙地“引诱”刘备第三次亲自前来邀请，刘备的身后还跟着当时疆场上数一数二的龙虎猛将关羽和张飞。更为“过分”的是，当刘备风尘仆仆赶来时，诸葛亮居然还有“闲心”睡觉。尽管关张二人早已气得咬牙跺脚，可精明的刘备却更加认定诸葛亮是个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必须邀其出山，授予重任，这也正符合了诸葛亮的心意。于是，诸葛亮如愿以偿地把自己以“高价钱”推销了出去。
隋炀帝，仁主耶？昏君耶？
对于隋炀帝，无论说他是仁主还是昏君，都会有一大群人站出来反对。他的是非功过交织在一起，仿佛让人们难以理出客观评价的头绪。就是这样一位看似矛盾重重的帝王，让后人沿着历史的长河争论不息。
如果从隋炀帝的功绩说起，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修建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了，就是这条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其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连接，大大有利于促进两个流域文化文明的交流，也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由此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大有裨益。同时，“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更加畅通、发达，为后世经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炀帝还勇于开拓疆土。他派遣将军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人，阻止并拖延了契丹民族的崛起强大。又派军灭了吐谷浑人，由此开拓疆域数千里，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出发，途经甘肃陇西，到达青海并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最后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隋炀帝不顾旅途艰险，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这次出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隋炀帝在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控制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使其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有的功绩。
不止如此，隋炀帝还首开了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历史上的一大创举。从此，任人唯贤、注重人品的选官标准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有效地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而且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同时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朝廷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隋炀帝成就了一代伟业，他是雄才大略的千古明君。然而，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历史教科书上对于隋炀帝的评价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印象呢？他性情暴虐，杀人如麻，不理朝政，穷兵黩武。总之，隋炀帝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人们都认为他和秦二世胡亥一样，是最坏的皇帝。他的结局很惨，曾经身为一国之君，可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诚然，隋炀帝也有过失的一面，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再考虑到他帝王的身份，如果客观的评价他，至少应该是毁誉参半的，可舆论为什么是一边倒呢？究其原因，是隋炀帝“摆谱过度”，在这一点上，他走了商纣王的老路，甚至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与商纣王比起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谱”太大了，其阴暗的一面居然完全掩盖了他昔日的光芒，被后人唾骂不止。
有人说隋炀帝是个挥霍消费狂，他为了表彰自己的功绩而大兴土木，营建西苑和分散全国的行宫，让天下人仰慕他的“大隋盛世”。特别是营建东都洛阳，只为了他皇帝老儿的面子问题却不惜劳民伤财，这与商纣王造鹿台、秦始皇建阿房宫何异。为了炫耀大隋盛世，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虽说是举世创举，可也未免太铺张了吧，只为了西域众多小国的仰慕和臣服，就倾尽财宝礼物白白赠送，如此大方，就没有想过国库里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吗？
尤其是在对西域商人进行的贸易中，隋炀帝为了和秦始皇、汉武帝比一比，用金钱引诱西域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地方的郡县都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在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在这里免费吃住。结果，只是赚取了虚有的名声，而钱却赔大了。
最不能容忍的是隋炀帝每年的几次巡游，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像他那样摆谱，众所周知，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曾几次下江南，但乾隆的派头与隋炀帝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第一次下江都，仅船只就有千艘，相接200余里，侍从20万余人，沿途建行宫40余座。
隋炀帝不但炫耀财富，炫耀身份，还炫耀武力。三征高丽就是最好的证明。隋炀帝前后三次对高丽的用兵，使隋朝的国力大减，隋炀帝的末路可以说和征伐高丽有很大的关系。在东方，高丽是最强盛的邻国，其西部边境已经越过了辽河。在隋文帝时期，高丽曾经侵扰过，文帝派兵讨伐，高丽王投降后，文帝便没有再用兵。但隋炀帝却对其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国力。看得出来，隋炀帝对高丽的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完全是滥施国威。结果使国家元气大伤，江山也气数将尽。
可悲的隋炀帝，他太张扬、太高调了，不顾现实情况而盲目自信，最后，使本来极具开创性的隋朝只经历二世便短命而亡。
郑和下西洋，中国历史上的航海壮举
如果说前面所叙述的摆谱都是个人行为，那么，有一件事则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大摆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其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路途之远，跨越时间之长，可以说让天下人都叹为观止。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的励精图治，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日趋繁荣，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在大航海中，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几年。
但是，明朝的大航海真的是为了进行对外交流和贸易吗？在中国重农抑商思想尚且根深蒂固的时代，明成祖并没有如此先进开明的经济意识。其实，他派遣郑和远行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国威，希望别国望风臣服。通俗地说，就是摆谱，为了国家而摆谱，更是为了自己而摆谱。
郑和首次航海正是明朝永乐年间，其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明成祖自认为是“奉天命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明成祖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异域显示本国的富强。因此，他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不过，在数次航海贸易中，明成祖基本不计算经济利益，不计算成本，一路上慷慨大方地挥霍施舍。每到一个国家，首先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厚礼，博得了对方的欢心，再向其吹嘘大明王朝如何地大物博、国富民强。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别人拿了郑和的礼物，在面对郑和的侃侃而谈时当然愿意“洗耳恭听”了，最后再象征性地回报一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之类的野生动物以及当地的土特产，比起从明朝带来的金银财宝、精美瓷器、绫罗绸缎要便宜得多，郑和这次做的生意可以说是大大亏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