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评论家在讨论文学作品时，一贯采取知人论世的观点。这种传统要求读者在接触作品时应结合作者的身世、人品、境遇等知识，更好地推断作者本来的意图，了解作者的风格。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自古以来，文学讲究言志、缘情，既然文学作品起于心，发于言，要深入了解作品，似乎应先了解其作者。近人王国维也曾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他认为从作者的生平、境遇可了解作者的性格特点及创作目的，由此又可逆推作品中所体现的意旨，通过这样的方法，读者总是可以理解作品的。在此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在研读古人著作时总是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兴趣。
新批评以前的西方文学理论对作者也是十分关注的，主观批评、心理批评、美学批评等批评方法都将视线放在作者身上。但是，就在评论家们过度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以及忙于从作品中挖掘作者的真实身份时，俄国形式主义高呼“文学性”的回归，接着，美国“新批评”学派将读者的眼光拉进文本本身，再后来，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更是向世人宣告“作者已死”。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其身份便从创作者转变成读者，他本人对作品的理解不足以影响其他读者、评论者对作品的理解。事实上，作品在完成以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文本，每个人都可能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是，从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观念对文学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是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作者刘勰的身世、学术渊源等方面破解《文心雕龙》。由于年代久远，作者的心思遥不可测，甚至连刘勰的历史身份都模糊不定，《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只能从渺茫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到一丝作者的信息。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阅读和理解找到来自作者的支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得不重建作者的身份。
第一节 通变：经(古)典主义者刘勰
英语世界关注刘勰思想渊源的学者大多把刘勰称为经(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这一词最早是指17世纪在欧洲，特别是法国逐渐形成并流行起来的文艺思潮，奉行者因为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故被称为“古典主义”。一些《文心雕龙》研究者把刘勰称为“古典主义者”，主要是因为“宗经”思想在《文心雕龙》全书中贯穿始终。不论是文体的沿袭，还是创作形式的规范，刘勰都归结到经典之上 。《序志》篇中提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由此看来，刘勰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追随上古经典，不愧为“古典主义”的典范。
但是，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在指出刘勰的“古典主义”的同时，也认识到他在文学思想上的创新和求变。早在1953年，施友忠就在一篇题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的论文中阐释了刘勰“古典主义”的特殊性。施友忠指出，由于刘勰尊崇“自然之道”，认为真情实感是文章之本源，因此他在追溯经典的同时，又倾心于自发的情感，并非一味复古。我们看到，不论在《辨骚》、《通变》还是《时序》中，刘勰都流露出对文学形式发展观的认可。刘勰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同时，他又声明各种变化“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可见，他宗经的目的是借复古而革新。他又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可见文学创作要与世推移，结合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施友忠认为，刘勰这种发展的文学观和复古主义并不相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下篇中更是毫无保留地将笔墨放在“文”上，尽管他不时表现出“尊经”的态度，总的来说，却是将口惠献给了经典，而将真心留给文学的本质。
另一位学者纪秋郎沿袭了施友忠关于刘勰二元思想的论点，再次提出刘勰的古典主义不是复古主义，而是在古旧中出新、传统中求变的改良古典主义。纪秋郎在论文《古典主义者刘勰及其通变观》（“Liu Hsieh As a Classiscist and His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Change”）中简要介绍了刘勰的生平，关于其身世记载只寥寥数言，虽然看不出刘勰学术思想的缘起，却道出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背景。结合当时的世情和《文心雕龙》的内容，读者可以推测刘勰的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并带有崇佛的倾向。六朝时期，儒家思想式微，学术氛围较为自由，为中国文学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时文人对美的追求催生了众多艺术精品，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美学基础。然而，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同时又产生了追新、猎奇的不良文风，而这恰为刘勰所鄙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勰的《文心雕龙》横空出世，既有回归经典之倡导呼号，又有救治时弊之良苦用心。刘勰的古典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推崇上。在刘勰的眼里，儒家经典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典范，而当时追求新奇的文学创作之风则值得怀疑。正如纪秋郎所指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新”、“奇”等词，往往带有偏离正统、矫揉造作等贬义，且常与“正”、“雅”等词相对。风雅之兴，关键在于“志思蓄愤”，故真情实感必不可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因此，刘勰提出的“文心”，正是对当时浮夸矫情的文风开出的一剂良药。
同时，纪秋郎对刘勰的创作形式提出了一些疑问：刘勰这样一个崇尚经典的古典主义者，为什么在创作时却会使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形式呢？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一定的矛盾。纪秋郎指出，刘勰本人首先是一个艺术家，对美有着强烈的意识，或许他无法为求真而放弃对美的追求，但也不能容忍为美而丧失真理。刘勰的这种矛盾心理在《文心雕龙》前五篇中均可见端倪。比如《原道》中的道，不仅强调自然之本质，还强调“道之文”，实为真与美的融合。尽管刘勰口中的圣人通常是孔子，“经”也多为儒家经典，但他所征的“圣”和宗的“经”又不能完全概括为儒家的内容。尽管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救弊的良方，但他并非要以文载道。刘勰所倡导的变革始终是由审美动因所推动的。因此，纪秋郎认为，不应该把刘勰和重申“文以载道”的古文派倡导人韩愈相提并论。
此外，纪秋郎认为《正纬》和《辨骚》对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至关重要。《正纬》篇虽辨明“纬”之“伪”，却提出其“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也就是说，“纬”虽非经典，但事丰辞腴，极富想象力，也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此看来，经典并不是文学创作唯一遵从的典范。《辨骚》一篇更表明刘勰不是一个彻底的古典主义者。纪氏注意到，《文心雕龙》中常带贬义的“奇”到了《辨骚》里却成了屈原的优点。《辨骚》第一句就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突出《离骚》之奇丽。该篇一一剥析《离骚》有悖经典之处，但这仍不妨碍作者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称其为“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所谓“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从刘勰对纬书和《离骚》的态度，纪氏得出结论：“说刘勰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盲目守旧、不思创新的复古主义者，也不等于说刘勰想借文学为承载儒家哲学思想的工具……作为当时优秀文人的代表，刘勰钟情于美文；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又恪守中庸之道：他所驳斥的是过度的修辞，而不是修辞本身。”该文后半部分专门讨论刘勰的通变观，由此更进一步说明刘勰作为“古典主义者”所持的二元的、历史的观点。
“古典主义”一词，实出于欧洲，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内涵，和西方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施友忠和纪秋郎都试图借用这个西方文论的术语来阐述刘勰的宗经思想，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二者都注意到刘勰的宗经思想与“古典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契合，认为用classicism一词可以概括刘勰思想的一些特点。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翻译和跨语言文化文学批评中必然遇到某些障碍。施友忠和纪秋郎的论文都采用了英语，而且文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拼音式的新造词和汉字，这说明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精通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们的目标读者应该比这个范围更广，比如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批评理论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等。因此，如果完全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来阐释，会产生语言上的隔阂，可能在英语读者群中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中本来就缺乏定义明确、逻辑清晰的话语，如果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困难就更大。因此，二者都试图用英语文化中早已被接受的概念来阐释传统中国文化中刘勰的思想。这有如佛教思想初传中国时翻译者采用“格义”的方式，借助儒家、道家学说来传播佛教思想。尽管这种介绍会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对等而产生一些事实的偏离，但在向海外推介刘勰及《文心雕龙》思想的初期是有一定效果的。
当然，有些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挪借方式的弊处，认为用古典主义（classicism）一词来概述刘勰的创作思想是有问题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古典主义”本身是一个源自欧洲的概念，尽管和刘勰的宗经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但不论从时代、地域还是传统根源来说，都并不能覆盖刘勰创作思想的全部。捷克汉学家欧德瑞奇?克拉尔教授（Oldich Krl）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多数研究者在把刘勰称为“古典主义者”时，理解是相当狭隘的，以为古典主义就是向传统靠拢，而传统毋宁说就是“经”。克拉尔教授指出，要正确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首先要理解classicism的种种内涵，比如它可以是一种“受经典文化结构典范启发的整体，它承认经典的伦理、审美价值标准是可行的方法，能使过度生长的文化所产生的剩余或丢失得到简化，以达到自然的简约、精练和实用，最终通过所有这些达到新的文化和平与和谐，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建立文学新秩序”。从《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刘勰的宗经思想确实与“古典主义”多有重合之处。古典主义不仅仅是对经典的推崇和重复，刘勰关于文学的设想其实也十分开放。从刘勰对文体、文类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概念涵盖了当时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他的目的不过是重建文学的和谐秩序，还文学以真实、自然的本来面目。因此，克拉尔认为，刘勰的基本审美观是古典主义的，然而他的古典主义中留下了许多变化的空间。他一方面强调传统秩序及延续性，另一方面又突出创新与变化的趋势。因此，刘勰的“古典主义”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试图在理想的、经典的基础上与求变求新的观念达成动态的平衡——这正是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文心雕龙》各章的分析，克拉尔重新认识了刘勰的“通”“变”观念。他认为，“变”是从个人通过创作行为对总体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个层面上来看的，其结果是文学的创新。而“通”表现了文学整体基本特质的延续，比如保持文学的自然秩序，特别情况下，可以包含或贯穿于“变”之中。“通变”中“变”是核心，“通”只是附属于“变”的概念。刘勰所表现的古典主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另一种体现，他希望文学能稳定地发展，遵从一定秩序，在“天人之道”中得到巩固；同时，他又小心地游走于边界之间，为自己的论述留有一定的空间。
克拉尔的这番论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应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不但厘清了“古典主义”一词的含义，同时使读者对刘勰的宗经思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他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启示：在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要正确对待“拿来主义”，既要吸收富有生命力的外来思想，又要坚持自身文化特色。只有合理地使用他者的话语，才能使本土话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
第二节 还原——史料记载中的刘勰
在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刘勰的身世十分感兴趣。然而，刘勰的身世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这更激发了学者挖掘刘勰身世的好奇心。英语研究当中，同样有人认为还原刘勰的历史面貌对研究《文心雕龙》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布斯（Donald Gibbs）就曾专门对刘勰的身世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