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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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文心雕龙》文类名称英译释疑(2)

分析过“赋”的汉语意义后,再来看翻译所用的英文。施友忠用“narrative poetry”,直译成汉语为“叙述诗”。他承认赋为诗之一种,这和刘勰所说“诗立其本”相符。但是,narrative为叙述,一般是对事件、过程的描述,而赋“体物”更多的是对物、景等的描述,其间不一定涉及事件顺序。黄兆杰对其他文体都采用意译的方式,在这里却用“FuPoem”音译,没有对“赋”作出解释,也没有注解,显得比较苍白。宇文所安的翻译是“exposition”,虽然可以反映赋体物、描述的特点,也有不妥之处:一是和前面的“说”采用了同一翻译,容易让读者感到迷惑;二是exposition的重点在于说明、展示,比如说明文、展览会等,都可以用exposition来表示。作为文体,其目的是将事物的外表、原理、机构等解释清楚,所以一定要条例清晰,逻辑清楚。而赋则要体物,不仅要说明清楚,还要有丰富的辞藻、美妙的语感。杨国斌的“rhymeprose”表示韵文,只说明了赋在形式上的外部特征,却不足以体现赋的功用和效果,而且赋并不完全是韵文。因此,我认为英语当中expatiation一词比exposition更为恰当。expatiation前缀ex-表示发散、游走,后半截源于拉丁文spatium,表示“空间”,合起来便是天马行空地自由游走,古意常指思绪飞扬,神游万里,现在常指以丰富的词句扩展描述或讨论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详述、铺陈。和exposition相比,expatiation更注重辞藻的铺陈,而“铺采摛文”恰恰是刘勰总结的赋的一个特点。

颂赞相近,颂为《诗经》风、雅、颂三体之一种。《毛诗序》有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刘勰在《颂赞》一篇中也讲到类似的话,并且认为“颂主告神,义必纯美”,故颂的对象通常是祖先、神明。颂的本义为容貌、仪容,逐渐演变成文体名,专门用来歌功颂德、告慰神明,往往歌舞并重。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但是,音节较缓并不意味着语气平和。事实上,颂往往沉缓而激扬,文字精练,足以表达对容状的描述。刘勰认为“颂为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如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正说明了颂用辞典雅精炼而又注重敷写容状的写作特点。

观各家翻译,施友忠用的是sacrificial poetry,从字面上来理解,即祭祀诗。以《诗经》三颂为源头,颂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祭祀。三颂中的诗歌大多是在祭祀时表演的,常配以乐器、舞蹈。刘勰在讲述颂时,也举了很多《诗经》的例子,如《周颂》中的《时迈》、《清庙》,《鲁颂》中的《》,《商颂》中的《那》等,可见刘勰把《诗经》中的《颂》作为文体颂的正源之一。但是,刘勰在《颂赞》篇中谈到颂的演变,指出颂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出现变体。比如他以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的对象逐渐扩展到祖先以外的事物,“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当然,刘勰认为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为了过分的褒扬,写成了长篇的散文,远离了“颂”的正常体制,可见他心中基本上还是以三颂为“颂”的标准的。施友忠抓住了“颂”敬神祭祖的特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他过于强调颂的祭祀功能,对颂的文字特点并没有做太多解释。而且,将颂理解为单纯的“祭祀诗”显然忽视了“颂”的历史流变。

黄兆杰用的是panegyric。关于panegyric在英文中的含义讨论颇多。詹姆斯?D?盖瑞森(James D. Garrison)曾写过一本《德莱顿和颂词(Panegyric)的传统》。书中对panegyric一词的词源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各词家对该词的定义。根据盖瑞森的考证,panegyric一词通常有两个来源。一种解释源自古希腊的节日聚会,持此种看法的学者认为panegyric是从panegyris一词演变来的,原指节日时在大众前发表的讲话。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如伊利斯的希庇亚斯(Hippias)、莱昂蒂尼的乔其亚斯(Gorgias)等都做过类似的演说,最著名的要算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颂词集》(Panegyrikos),公元前380年左右经常在演说家之间流传,特别是在泛雅典娜节时很受欢迎。伊索克拉底的颂词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主旨,即国家的和谐统一。他说:“我们应该颂扬这个伟大节日的创建者,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传统,宣扬和平,解决争端,让我们在此聚集一堂。在这里,我们一起祈祷、祭祀,让我们记住我们的血肉情,互相善待,恢复旧日友情,建立新的纽带。”当时的panegyric实际暗含着这种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可是后来依循这一根源的英文词学家们在定义时忽略了这一层含义,将重点放在正式集会、严肃场合上。

另外一些词学家将panegyric定义为“oration, in the praise and commendation of Kings, or other great persons”,也就是以颂扬、称赞国王或其他重要人物为主题的演说。这种解释的源头则是罗马传统。事实上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词的应用还不广泛,但是到了4世纪,这个词逐渐用来表示对公众人物,特别是皇帝所做的演说。比如诗人克劳地安(Claudian)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有五首诗以panegyricus命名,每一首都是庆祝新年到来及新元首的上任,其中有三首是献给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的。此种解释注重演说的针对性,演说的对象为国家元首等重要人物。后来,有些词学家从这两种用法出发,把panegyric理解为在公众面前颂扬重要人物的演说,综合了公众性和对象性两个要点。

英语panegyric的使用大约可以追溯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最初,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和本?琼生(Ben Jonson)从拉丁文翻译了一些有关王朝光复的传统颂词,他们所写的歌颂詹姆斯一世的颂词成为后人模仿的榜样,而panegyric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并获得新的内容和意义。

第一层含义是为了歌颂光复,为新王朝的合法化唱赞歌。比如丹尼尔写给詹姆斯一世的颂词中赞道:

分裂的国度,破碎的河山

因您高祖亨利七世的福祉

而恢复荣光

比往日更辉煌,更牢不可破

这一切全因他,而您

他的继承者,继承这血缘;

没有他一切都不会开始,

没有他我们将一事无成。

显然,诗文有意将詹姆斯一世和亨利七世联系起来,以证明皇家血统的合法性。这和中国古代每朝帝王认祖寻宗的方式十分相似。比如刘备自诩为高祖后代,唐太宗认老子为宗等,都是为了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诗经》中的“颂”大多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往往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追怀先祖,祭祀上帝。不过,“颂”中也不乏以歌颂先烈功勋表达对现任君主的敬意的例子。比如“鲁颂”中的《宫》是鲁人在新庙落成时追述祖先功勋,赞美鲁僖公的颂歌,其中就有意叙述了鲁僖公与文王、武王之间的血缘关系。首先将文王的祖父追认为后稷的后代,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然后说到文王、武王灭纣的功勋,讲到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侯于鲁国,开拓疆土,“为周室辅”;最后才落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鲁僖公的头上。这一篇颂,和西方的panegyric有可以类比之处。

panegyric的第二层含义是群众的欢呼。比如本?琼生的颂歌:

一些人在房顶上欢呼,因为

声音是真欢乐的最好信使;

另一些人在他身边奔走,凝望,

大家都不知疲倦,难以满足。

每一扇窗棂都为无法追随他

而难过,同样为无法声明而伤感。

诗中叙述了人们在国王菲立普凯旋时欢呼的情景。不仅有生命的群众欢呼雀跃,连无生命的木石都为不能作出明显的反应而感到遗憾,可以想象房顶、窗棂等都发出阵阵欢呼的回音。在许多英语赞诗中,群众的欢呼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宇文所安使用了ode一词,该词在英语中指颂诗、赋等,从词源学来讲,和希腊文中表示歌唱的aoidē、ōidē有关。ode通常是押韵的诗文,创作之初往往是为了歌唱的目的,为赞美某一物而作。比如雪莱的《西风颂》便是“Ode to the West Wind”,济慈的《夜莺颂》为“Ode to a Nightingale”。这两篇颂都以常见的事物为歌颂对象,事实上却是通过联想,以相关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前者通过对西风的强悍、坚决、自由的歌颂,表现出作者力图挣脱束缚,向往自由和力量的强烈情感,后者则描绘了夜莺所处的和谐美好的梦幻世界,显示出当时诗歌回归自然的倾向。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颂的写法比较接近屈原的《橘颂》。和panegyric相比,ode的颂扬对象更为广泛,并不局限于王权、伟人等,可以是任何引起诗人遐想的事物。

杨国斌采用了hymn一词。hymn源自希腊文humnos及后来的拉丁文hymnus,是指歌颂众神和英雄的赞美诗,后来颂扬的对象更为广泛,但通常为上天、圣人、国都等。也有人认为hymn可能是希腊语hymenaios的变体,原指婚礼歌曲,因为在希腊神话中Hymen(海门)是婚姻之神。不管怎么说,hymn一词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

总的来说,四者的翻译各侧重于“颂”的某些方面,比如sacrificial poetry强调颂的祭祀效果,panegyric强调民众对王权、伟人的颂扬,ode泛指赞颂,hymn则更多了些宗教意味。

“歌”比较容易理解,基本上与英文中的“song”可以对等,因此各译本采用的翻译基本相同,只有施友忠在“歌”前加了修饰词folk,译为民歌。歌源于民间,这种看法显然是不错的。刘勰在《明诗》中引用《书?大舜》中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又在乐府中指出:“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诗与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诗与歌别”,应该注意二者的区分。因此,当刘勰将“赋颂歌赞”同列为以诗为本的文体,其所说的歌当是指发源于《诗经》的词配乐的音乐作品,《乐府》一篇对“歌”的历史流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日知录?乐章》:“《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扫叶山房石印本,卷五,第5页。然而,“歌”与民歌是有区别的,刘勰虽然指出“匹夫庶妇,讴吟土风”是乐府歌的重要来源,但是对这一点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他在引用诗歌时不知不觉偏向官方的作品。不论是他所赞赏的“雅声”,还是他所批评的《桂华》、《赤雁》之类的靡曲,都是朝廷的作品,而不是民间的歌谣。虽然刘勰对《乐府》的看法值得商榷,至少我们应该理解,他所说的“歌”并不局限于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