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开篇道：“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礼记?乐记》言：“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也就是说，能明白礼乐之情状原理的人可以制礼作乐，能看得懂礼乐文字的人可以将礼乐阐发传承下去。孔子本人说自己“述而不作”，刘勰在《原道》中也称孔子“镕钧六经”，似乎承认孔子是述而不是作。同时，刘勰又多处称孔子为圣人，这与孔子本人的话好像有一些矛盾。因此，要弄清楚“征圣”的含义，首先必须了解圣人的含义；要弄清楚圣人的含义，就必须对“作”与“述”作一番分析。
黄兆杰在其对《文心雕龙》的介绍中提到，尽管刘勰的理论与西方所谓的“创造过程”有关，“创造”这个词却并不适合用来阐述刘勰的思想，因为“创造过程所暗示的类比在中国的实例中是不适用的”。他在翻译中避开了creation(创造)、creative(创造的)、creator（创造者）等词，却使用了maker这一词。“maker”一词在英语中有特定的含义，当首字母大写为“Maker”时，常指“上帝、造物者”，等同于“Creator”。比如英语中说“meet his Maker”，就是指“见上帝”，是“过世”的一种诙谐说法。此处，maker为句首第一个词，所以总是大写的，是偶合还是译者存心，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黄兆杰有意用了复数，这又将“作者”和“上帝”区别开来。上帝显然只有一个，“作者”却是可以不断产生的。和makers相对，黄兆杰用perpetuators来翻译“述者”。perpetuator是从动词“perpetuate”变化而来，后者原指使永存、不朽。这句话的翻译为“Makers are sagely, perpetuators merely enlightened.”可以理解为“创造者是圣贤的，保存者仅仅是明智的”。述者被认为是（经典的）保存者。这一翻译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作者”与“述者”都是以定义性的名词形式出现；二、“圣”与“明”不作名词解释，而作为形容词，表示性质；三、译者加上“merely”（仅仅、只是）一词，说明“圣”与“明”的等级是不同的。前者“是”圣，后者“仅仅是”明，也就是说，译者认为明在形容人的智、贤时低于圣。
和黄兆杰不同，施友忠的翻译为：“The creative man is called a sage; the man who transmits, an understanding scholar.”“作者”被翻译成创造的、有创造力的人，“述者”被翻译成传输、传送的人，含义与黄译大致相同，但采用了定语修饰的方式，和黄译相比，其“作者”与“述者”都不是那么确定。同时，每个半句的后半截又采用了定义的形式如“is called a sage”、“an understanding scholar”。相比之下，黄译倾向于用圣、明来形容、定义作者和述者，施译则倾向于用作、述来形容、定义圣、明。两种翻译体现了译者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杨国斌综合二者，将此句翻译为“A creative person is called sheng, or sage; a transmitter enlightens.”前半句用了定义的方式，后半句却采用了描述的形式。
孔子关于“述而不作”的言论常被西方学者看作中国文学缺乏创新精神的明证。如宇文所安曾对创作与非创作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说：诗人作为小创作者，在其创造性的世界里与造物主之间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诗人所作的并非创新。在他看来，中国诗人缺乏西方诗人所拥有的想象力，因为在传统中国的宇宙观里，世界是开放的、已知的，等待人们去探求的仅仅是微观的细节。余宝琳对此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传统中国学者往往将目光放在诗歌作品的历史背景上，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历来缺乏“无中生有”（ex nihilo）的创造观念和虚构观念，而这可能和中国缺乏造物神话的宇宙观有关系。
其实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创造观念，我们应该清楚两点：首先，创造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从无中生有是一种创造，以现有的原料为基础进行制造、重组而产生质的飞跃也是创造。即使英文中的creation一词，原来也并没有说明究竟是从无到有，还是从有到有。其次，“作”本身的含义和渊源还值得推敲。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作”解释为“起”。庖羲“作”八卦，仓颉始“作”文字，但是他们都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识鸟兽，认草木，然后才将自然万物的定律、规则映射到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作”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中建立一种联系，从宇宙中“兴起”人文。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普鸣教授（Michael Puett）对中国传统中的“作”有深入的研究，他发现汉以前文献中“作”的含义并不确定，可以有建造、制造、完成等解释，许慎所谓“作，起也”逐渐成为一种基本含义，是经过了一定的沉淀过程的。正因如此，我们既要区分“作”与creation的区别，又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缺乏创造观念。
“作”与西方创世的“无中生有”（ex nihilo）创造方式相异，“圣”与西方的造物主也绝对不同。《说文》曰：“圣（聖）者，通也。从耳呈声。”《管子?四时》曰：“听信之谓圣。”《尚书》孔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可见，“圣”首先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圣（聖）”上一耳一口，耳表示能吸收，口表示能传授，故“圣人”处于一种继往开来的位置，和传述者并不矛盾。不同的是，述者能识，重在理解，其才能主要在于将已有的知识体系展开给后人看，从而达到继承延续的目的；圣者能识而且能知，不但理解宇宙万物以及前人留下来的知识体系，还懂得其中的深奥道理，因此能以自然为参照物来创建新的知识体系。作和述存在一定的程度区别，但是可以转换，而且互相依赖。圣人在述中发现新的规律，因此能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制礼作乐；同时，新的礼乐又合乎自然的规律，以待继承延续。
孔子说“述而不作”，是谦称自己并非创世圣贤，而是古制的传承者、整理者。刘勰一方面认为作者与述者有区别，一方面又认定孔子是圣人，有意模糊了作与述的界限，承认作与述的关联。可以假设，在刘勰看来，孔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作待述成，述中有作，故他明白表示“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又认定孔子是不折不扣的圣人。在刘勰看来，孔子的述，其实已经达到作的高度。《征圣》第一句的圣、明首先是形容词，描述“作”者与“述”者的特性。因此，笔者认为此句黄译的处理更为得当，但是黄译中所用的sagely实际上是副词，而sage即可以当名词，指圣人，又可以当形容词，指圣贤，用在此处恰好可以反映中文中“圣”的多义。经过对几种译本的借鉴，我认为这句最后可以翻译为The man who makes is sage; the man who transmits is enlightened.
弄清楚“征圣”的含义，后文的翻译才能更加精确。从几个译本来看，施友忠的翻译比较忠实原文，而且也最有文采。黄兆杰的翻译虽然在某些地方略胜一筹，总的来说随意性太大，舛误较多。比如“陶铸性情，功在上哲”中他用“shaped human nature through making and perpetuation of poetry”来翻译前半句，随意加上了“through making and perpetuation of poetry”，言下之意，先哲陶铸性情的唯一途径就是作诗传诗，这与刘勰将诗、文的源头远溯到圣人种种经典的原意是不合的。又比如“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他用的是When the Earl of Zheng invaded the State of Chen，以invade（入侵）来译“入”。虽然他在括号中加入补充解释，还是不如施友忠用中性的enter（进入）。因为春秋大义就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孔子既然称赞子产“慎辞”，也就是默认了“郑伯入陈”的合法性，推测孔子的本意，则不该用具有贬义的侵略一词。另外，有些句子的翻译和原句的语气不同，所包含的意义也不同。如孔子褒美子产所用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被翻译成Whatever was incomplete in his thought he completed in his speech; whatever was incomplete in his speech he completed in his writing。首先，言与文被简单地看作说与写，这种关系显然处理有误。其次，抛开言与文的误解，英文翻译的意思是志不足则用言来补充，言不足则用文来补充。言下之意是子产的想法本来是不够完整的，但是通过言得到了补充，以此类推，如果语言还不够完整，则以文补之。这样一来，褒美的意思似乎并不强烈，且和孔子一贯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乃至志在眼前的观点并不一致。细察《左传》，原来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后面是脍炙人口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此，孔子并不认为子产原来志不足，而是认为他有志，但还不够，需要以文和言来表志。子产之所以值得褒美，正是因为他善于用文辞来表志。这和黄兆杰的翻译是不同的。
相比之下，施译比较忠实原文，对一些字句有自己的见解。比如“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周振甫解释为“观察遍及自然界……奇妙到极点，能看到事物的预兆”。施译为Our Master was as discerning as the sun and the moon, and as sublime as the spiritual working of the universe，即如日月一样明鉴，像几神一般微妙。正如施友忠在注释中所说的，汉语中日月常被认为普照大地，同时明鉴万物，所以“鉴周日月”类似“鉴悬日月”，完全可以理解为和日月一样明鉴。但是这一句的翻译仍值得商榷。在施友忠的翻译中用discerning(能辨别的)说明了“鉴”字，却没有点出“周”的含义；同理，后面的“几神”仅仅作为特定名词译出，其特性并没有表现出来。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只在注释中说明日月明鉴的渊源，不足以让英语读者理解日月当空明察秋毫的涵义，“几神”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笔者认为这句话应当不惜笔墨，对“周”、“几”进行补充说明。周者，完备、穷尽。所以在句中不仅仅和“极”一样相当于表示程度的副词，还隐含着自身的意义。 《易?系辞》上曰“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致”，又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易?系辞》下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故几神的翻译也应该更详尽。刘勰先用日月来形容圣人“鉴周”，明辨事物，然后推进到能摸清事物变化的极其微妙的出神入化的境界。形式上是并列的，内容上却有递进的含义。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明鉴如日月，遍察万物；精妙之极，直指事物最微小的变化征兆”。由此，可以翻译为：Our Master was as discerning as the sun and the moon that could observe all things in the cosmos, and so sublime as to see the subtlest evidence and change of things in the world.
杨国斌的翻译简单明了，比黄兆杰的译文更为精确，但是在细节上没有施友忠周密。另外，杨国斌的翻译中也有一些误译。比如“此政化贵文之征也”被译为“Thi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for government”，句中“政化”被理解为政事，“文”被理解为文字。事实上，政化应为政治教化，不仅包括上对下的管理，还包括教育、德化。当然，在孔子的时代，教化是政治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在翻译时应当有所反映。施友忠用了government and education，黄兆杰用了politics and education，都提及了教育、教化，显得更为全面。“文”如前所述，不仅仅是文字，而是涵盖更广的范围，包括文学、文艺乃至人文。相比之下，施友忠的literary form和黄兆杰的refinement就包括了更广的意义。不过黄兆杰在翻译“文”时，又表现出他一贯的随意风格，在“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三处分别用了“refinement, which includes literary refinement”(包括文字修饰在内的修饰)、“refinement, which includes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refinement”（包括语言和文字修饰在内的修饰）、“speech, spoken or written”（口头及书面的语言）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文”的自由度，却容易给读者带来误解。另外，“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是指颜阖批评孔子徒然追求华辞。《庄子?列御寇》中鲁庄公问颜阖，有了孔子，国家的状况是否会好转，颜阖答道：“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夫何足以上民！”颜阖认为孔子浮华不实，追求华丽的辞藻，是以末代本。“饰羽而画”与其说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如说是一种比喻，是指孔子只讲究华丽的辞藻，就像在本来就有文采的美丽羽毛上设色画花纹一样徒劳无功。而刘勰认为圣人的文章要衔华佩实，需要华辞来衬托文旨，所以颜阖的诋毁是没用的。杨国斌的译文为：“Yan He claims that Master Confucius goes after ornamental language, because he once decorated a colorful feather.”他把“饰羽而画”当成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件来描述，认为颜阖批评孔子“徒事文辞”的原因，是孔子“曾经对一支彩色的羽毛进行装饰”（饰羽而画），这并不符合情理。
第三节 宗经：万体归一
《文心雕龙》开篇三章环环相扣：从万物自然之“道”，到知万物而作之“圣”，再到文具体所宗法的“经”，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完整地体现了《原道》中所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辩证关系。前三节层层铺垫，其最终目的就具化为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