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素文死后，对其一生了如指掌的袁枚怀着巨大的悲痛，回念往昔，点点滴滴，一下下、一刀刀都击中心中最敏感的弦，研墨提笔，一气呵成，遂成就了这篇祭奠文中的千古绝唱。
悲痛的背后与袁枚《祭妹文》齐名的还有一篇，比它更早，那就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
“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
南宋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的话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算是一语中的。
两个人的丧事，成就了两篇千古奇绝的美文，点点血，字字泪，其言之哀，其情之切，即使穿越千年，我们依旧能望见当时的场景：
一面读，一面想，一面哭；一面写，一面忆，一面哭。写不下去了就哭一阵，哭累了又继续写。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出才子们的文章，但应该说很多人其实都曾有过跟才子们类似的悲痛体验，亲人去世了，我们黯然神伤，哭一程，泪一程，闭上眼是他的影子，睁开眼是他的样子，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还会陷入这种深深的悲痛中难以自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悲伤，如此肝肠寸断呢？
著名心理学家奥地利人弗洛伊德曾提出过一个叫“力比多”（libido）的概念，它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弗洛伊德把“力比多”定性为一种力量、本能。他认为，我们对每一个关注的事件都会投入“力比多”，只是惯常我们自己不发觉罢了。当我们所关注的客体因某种原因突然消失，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力比多”投入往往一下子还不能够完全从客体中拔出，对已不存在客体投注的能量仍在精神上起着作用。这时整个系统就很会出现混乱，随着混乱程度和人自身调节能力的不同，混乱最终可以表现为哀伤、悲痛、精神恍惚，甚至是妄想性精神病。
袁枚和韩愈的悲痛无疑都是很深的，他们的“力比多”投入没能从去世的袁素文和十二郎那里拔出，客体的转换暂时出现困难，那多余的“力比多”急于找到一个出口，随即外化为对过去的念想，外化为现实的悲恸，然后又借着他们的生花妙笔外化为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文字。这或许就是两篇名文的真正由来。
岳飞长啥样
名士必儒雅，猛将必英武，后人总喜欢按照自己的设想塑造前人。其实，古人也是人，是人就必定会有美女帅哥，是人也必定会有歪瓜裂枣。
岳飞长啥样？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历史书上，杭州岳庙里不都正儿八经地贴着放着岳飞像么？“头戴红缨帅盔，身穿紫色蟒袍，臂露金甲，足履武靴，右手握拳前抚，左手按剑向后，目光如炬，凝视远方”，这一度也成了岳飞的标准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岳飞脸呈瓜子型，眉毛倒八字，下颔有须，面容俊朗，英气十足，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真是帅得无边无际、灰飞烟灭。但问题是这流传了千年早已深入人心的形象是岳飞么？
暂且卖个关子，先来说说古人记录的手段。在照相术尚未发明的古代，人们想要保存一个人的相貌通常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文字描绘，二是画笔记录。
文字是一种抽象的表意符号，所以文字描绘有个缺点那就是只能保存一个事物的大概轮廓，而对于细节问题则无从也无法去较真。如圆脸、少须。这脸多圆叫圆，须多少叫少，很难量化。如果闰土“银盘似的脸”叫圆脸，那朱元璋猪腰子似的脸究竟是圆还是椭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真不好说。于是为了弥补文字描绘的不足，人们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办法——画画。老实说来，这种用色彩和线条记录物体的方法要远比用文字来得精确，但这样的记录也有先天不足，那就是不易流传。众所周知，中国画的强项历来都是山水，能画出像样人物画的画师本就不多，再加上临摹一幅画往往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所以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并不很普及，一般人的肖像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几乎没有。不过好在岳飞并非一般人，所以现在我们还能有幸从古文献和古画中一睹他的风采。
现存有关岳飞最早的画像是旧题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
画中共八人，从左至右依次为岳飞侍从及岳飞、张俊侍从及张俊，韩世忠及其侍从、刘光世及其侍从。画中第二人即岳飞。从画中看，岳飞面白无须，微胖，耳大脸圆，头带方巾，脚蹬尖头靴，一身淡绿装束，拱手而立。这与岳庙坐像甚至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都不甚一致。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岳飞的庐山真面目呢？有人对此画提出质疑，认为此画并非刘松年原作，不足为信。但根据画上题跋及印款来看。此画虽非原作但至少也是一件较早的刘画摹本，颇能反映原画风貌。此画曾经多种笔记史料著录，流传有序，早在明洪武年间即为人收藏，后流入清宫，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多处题字，清王朝灭亡后1922年曾被溥仪带出宫到东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典型的文物加精品。
根据记载，刘松年生于1155年，岳飞死于1142年，其生活的时代离岳飞不远，在其绘画创作的高峰期，一些见过岳飞的人尚在，而刘本人又对岳飞抗金始终存有敬意，那么此画中的岳飞形象就不存在诋毁之嫌。清人阮元也曾见过此画，他在《石渠随笔》卷3《刘松年宋中兴四将图》中说：“岳飞面大而方，广额疏眉，两颊甚丰，目圆鼻尖，自口以下，重颐甚长，无髭须。”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兴四将图》里的岳飞差不多，而与岳庙里的岳飞就差太多了。但此画中的岳飞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吗？恐怕也非如此。
中国人向来就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明郎瑛《七修类稿》说岳飞有个绰号，叫“大小眼将军”。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解。根据和解中的条款，1142年，金国派人送高宗生母韦贤妃及宋徽宗的灵柩回国，在途中，韦贤妃曾问随从：“大小眼将军如何？”随从回答：
“岳飞已死。”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岳飞“大小眼”一事已是家喻户晓，连就身在金国的韦贤妃也不例外。可在刘松年的画中我们却无法察觉这一点，另外一个无法察觉的还有身高。
1124年，今河南河北地区发生水灾，北宋王朝按惯例从灾民中招募士兵，招募分三步进行。首先是用标有刻度的木挺量身高，其次是测敏捷度，看能否跳跃和骑马，最后是测视力。凡合格者再根据各人的身材高矮分配到各军。当时各军对身高都有硬性要求：如天武第一军（步兵）须五尺八寸、龙卫军（骑兵）须五尺七寸、神威军（步兵）须五尺四寸、威远军（骑兵）须五尺三寸五。岳飞考上兵后被分配到的军队是隶属于骑兵兵种的广锐军，而广锐军对士兵的身高要求是五尺五寸，按一宋尺等于今30.72厘米换算，大约就是169厘米。再根据岳飞微胖的身材套用现在的身体健康指数估算岳飞的体重应在75公斤左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岳飞的基本信息如下：岳飞，男，汉族，河南省汤阴县永和乡孝悌村人，1103年生，身高170厘米，体重75公斤，身体健康，面白无须，微胖，耳大脸圆。
假如朱元璋进攻日本
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中国跟日本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如果当初朱元璋攻打日本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有过漫长的蜜月期，如汉唐。也有过水火不容的时候，后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朝时忽必列的两征日本，其声势浩大，规模可谓空前。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明初建国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也有过进攻日本的打算。一切得从倭寇说起。
“倭寇”是明朝的关键词之一，“倭患”一直贯穿了整个大明王朝。尽管在后期有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一力抗击，但是一直要到德川幕府17世纪，连续三次发布锁国令的时候，“倭寇”才真正意义上在我国东南沿海绝迹，“倭患”也才真正解决。
早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倭寇就长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骚扰。据统计，洪武年间有记载的倭寇入侵达44次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洪武十四年之前，平均每年超过两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洪武元年，他派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地设置卫所，派兵防守，同时发国书给日本诸国（当时日本正处于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日本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一起消灭倭寇，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但当时的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诠以“倭寇乃九洲海贼所为，日本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为由予以搪塞。洪武二年，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朱元璋又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称“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
如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至其国，缚其王。”
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大怒，斩杀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洪武三年三月，不死心的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等再次出使日本。赵秩经过一番惊险的周旋和唇枪舌剑后，终于软化了怀良亲王的立场。怀良亲王派和尚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向明朝“奉表称臣”，而且还送还了七十多个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朱元璋十分高兴，在皇宫设宴款待日本来使，并赏赐了大量的财物。考虑到日本人普遍信仰佛教，朱元璋还派了八个和尚护送祖来回国。但是朱元璋对当时的日本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他高估了怀良亲王的影响力，怀良亲王只是一个亲王而不是国王，他的意志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国的意志，那么当时最有势力的日本国王是怎么想的呢？说来还真是凑巧，这位仁兄的想法正好与怀良亲王相反，他并不认为跟中国交好是一件多么急切而急需解决的事。
于是这次曾给朱元璋带来希望的交涉就这样再次搁浅。
后来日本国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朝贡，但因为这些多是地方实力派官员贪图大明朝的赏赐而搞的私人活动，没有正规的表文和印信，所以朱元璋都不怎么搭理。洪武十三年，日使再次来贡，情况同前几次一样也是没有表文，但带了一封日本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奉丞相书，文章写得极其嚣张，朱元璋看后很不开心，便拒绝了日本的朝贡。洪武十四年日本再次来贡，朱元璋又一次推却，并让礼部写了一封信责备日本国王和他们的那个征夷将军：“王居沧溟之中，传世久长，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毁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嫌之源乎？”。日本不甘示弱，也回了一封极其强硬的信，而且文采斐然：“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
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朱元璋看了这封表文大怒，史载“帝得表愠甚”，但考虑到元朝两次出征日本损兵折将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忍住了这一口恶气。虽然如虎将李文忠者也曾建议朱元璋征日本以雪前恨，但朱元璋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没有率领大明朝的舟师东渡。
不过这一件事后，朱元璋改变了以往企图交好日本的策略，而改为在内部积极设防，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等，尽量减少倭寇造成的损失。最后他以日本支持胡惟庸造反为由，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并把这写入了传给后世子孙万世不变的《皇明祖训》中。正是在这同一本《祖训》中，日本还被被列入了永不攻打的十五国之一。
假如袁世凯不当皇帝（1）
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是偶像，可他想死后继续当偶像，而结果，死后的偶像没当成，连活着时候的偶像地位也搭进去了。
死了一个革命党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不革命，岂不就只剩下请客吃饭了吗？
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刚开头，湖南桃源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国民党人宋教仁就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袁世凯发的，电报的内容，名义上很堂皇：共商国是。
实际上谁都清楚，无非就是各方面的几个人物私下里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往事，然后拉拉家常。
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认识啊！他是我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那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太认识了，我们前几天还一起吃饭来着，他跟我一个村的，这人喝酒不行，半斤酒吐得稀里哗啦。对对对，上次我们一桌吃饭，他做东，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灌他，他就自己先醉了。哈哈哈……，那个某某事，老哥你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啦。
就这样，中国的很多事就办成了。
接到电报后，宋教仁很兴奋，他也想就这么简单地把孙中山和黄兴几十年没办成的事给办成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国民党经改组吸纳了几个小党派顺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根据《宪法》，国会第一大党有权组织内阁，派人出任总理，并提交各部部长名单，说白了也就是他们现在掌权，这新做好的蛋糕如何分由他们说了算。既然如此，兴奋的人自然就远不止宋教仁一个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国民党内那些长期失业的高干们此时情绪极高，因为一旦宋教仁当上总理重组内阁，他们不但可以成功实现下岗再就业的宏伟目标，还很可能竞争到各部部长的高位，过一把“学而优则仕”的官瘾。所以，当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登车前往北京的时候，在上海的国民党大佬如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无论出于党谊私谊都来为他送行。在车站外，大家徘徊良久，依依不舍，宋教仁也频频与同志们握手挥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