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袁世凯和端方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破可以顷刻而就，但立却不是说立就能立得起来的。一种制度的结束并不一定就意味另一种制度的新生，这中间还有很多路要走。现在的局面旧的被破坏殆尽而新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坏的坏得很彻底，新的还看不见踪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数的读书人一下子被撂在了半路上。何去何从？年轻的或许可以进学堂，有钱的或许还能出国喝两年洋墨水。回来小辫子一盘就成了新式的口岸知识分子。但是对于那些年纪一大把，为了四书五经已经耗费了大半生精力，就指望着时来运转，博个功名能封妻荫子的人来说，这个打击无疑是相当巨大的，以至于很多人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山西举人刘大鹏发现科举废除后许多读书人因此失去前途，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一直到了民国，这种情况还依然存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有一次不无抱怨地对冯玉祥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寥寥数语，道尽了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的尴尬与无奈。
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让读书人普遍失去了进取的途径，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饱学之士干不了扶犁锄地的活计，有点家业的或许还能够守着祖产过活，没有家业的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个别的还能投亲靠友，蹭一碗饭吃。而更多的只能凭着自己的那点学问，凭着手中的笔去开启人生的下一把枷锁。
二拿笔讨生活真的就那么容易么？中国现代报业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在最初的日子里，报业几乎就是清贫的代名词。
大诗人袁枚曾当过县令，他的孙子袁祖志在最初堕入报界时酸楚异常，陈伯熙的《上海轶事大观》里有一段提到他当时的窘境：“（袁祖志）寓沪时赤贫如洗，庭筠里有《国华报》者，慕其名延为主笔，出版仅月余即停刊。未几入《新闻报》馆担任论文，月薪仅20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常在马路中仅著一布短衫，手执大芭蕉扇，摇曳以行，饭则恒至小饭店就食。”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从事报业的李伯元、吴趼人也是一生穷困，从事报业之余还得经常写些小说混生活，即使这样，也常常是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据载：“某岁，伯元大窘困，除夕，索逋者接踵而至，伯元则与友跼匿小楼，饮酒联句达旦。”吴趼人死后更是只有银元两个，不能成殓，全仗友人捐助才算入土为安。
那时候，报业远没有今天这样风光，从事报业对很多人来说只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左宗棠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梁启超也说，“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担任过《申报》主笔的雷瑨在1922年写过一篇纪念《申报》建馆五十年的文章，摘抄如下：“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所拣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其总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初无若何之关系。”在如此心理的影响下，读书人念念不忘功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尝主《申报》笔政”的韩邦庆甚至于离世前三年，仍然“应试北闱”；《申报》的另一位总主笔黄协埙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每考必到，每到必考，落第后又重回报馆。即使在担任《申报》总主笔后，还常以“恭读某月某日懿旨或上谕注其后”为题撰写评论。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智的开启，到20世纪初，这一状况开始有所改观，报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清末民初有名的报人包天笑就生活优裕，事业一帆风顺。1905年在《时报》供职时期，月薪80元，再加上兼职《小说林》的40元，每月固定收入120元，有时在别处写小说编杂志甚至可两倍于薪水，而其全家费用每月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这样下来，结余了至少一半，过得也算滋润。当然这并非个案，与包天笑同样供职于《时报》的陈景韩收入也与包不相上下。
更令报人们感到欣慰的恐怕还是职业地位的提高。曾执笔广州《人权报》的陈耿夫在谈及往日风光时经常得意地说：“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云云。”清末两广总督张鸣歧上任伊始，就“大宴记者”，对这些原先被满清官僚视为“斯文败类”的记者极力笼络。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连很多科举高中，功名在身的人也开始涉足报业，黄远生即是其中一例。1885年出生的黄远生可谓科举制度下的幸运儿，从1903~1904年，18岁的黄远山赶在科举废除之前连中三榜，名声大噪。中进士后黄远生“以知县即用，分发河南”，但他无意仕途，再三申请后被批准赴日留学。民国建立后，黄远生不当官，不作议员，只任《申报》、《时报》驻京记者，他为文“横肆锋利，辞兼庄谐，尤工通讯”。最后甚至把“远生通讯”成功打造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不仅如此，此时报业的生存环境也逐渐好转。近代以来的都市化运动造就了大批市民，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固定的闲暇，他们有精神需求，有消费能力，一个新兴的文化市场蔚然形成。西方经济学家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推动着资源的有效分配，源源不断的人才开始流向当时正在发展的新闻出版业。
三海上名士郑逸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申报》主笔蔡尔康的名片。蔡尔康，1851年生，江苏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因避战祸，从嘉定县南翔迁住南汇县境，最后在上海市内定居。清同治七年（1868年），17岁时即高中秀才，后屡试未中，无奈之下只好进入《申报》馆工作。清廷废除科举后，这位老先生更是对功名一事失望透顶，未能高中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结。在向别人出示的名片中，他不厌其烦地罗列着诸多头衔：“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
在这一大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名头中，为首的就是两个功名，只不过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功名，一个特科，一个恩科。花点钱捐点银子就能到手的东西自然在严肃的读书人那里上不了台面，但蔡尔康还是很得意地拿出来炫耀了，毕竟不管特科、恩科，能够到手就是好科。
不单是蔡尔康，民国时期的很多著名报人对于科举也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有“民国第一记者”之称的邵飘萍早年就曾是科举场中的常客，其父邵桂林是一旧式文人，对儿子的家教极严，在父亲严厉的督导下，年幼的邵飘萍很早就开始接触八股文，稍长后更是苦读四书五经，家里也指望着这个聪慧的儿子能够光宗耀祖。邵飘萍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13岁便考中秀才，但之后却屡试未第。本来就对科举没什么好感的邵飘萍这时对科举更是失望至极。当清廷1905年宣布废停科举后，年纪尚轻的邵飘萍进入了新式学堂——浙江高等学堂。
在校期间他开始为《申报》撰稿，并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1911年他满怀激情来到杭州，并被筹组《汉民日报》的杭辛斋聘为主笔，正式进入报业。1918年10月，他更是创办了日后让他名扬天下的《京报》，并自任社长。
与邵飘萍齐名的民国另一报人林白水，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家中对他期望甚高，他也胡乱地参加过几场考试，据说还曾高中过举人，不过这些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科举废除后，他才得以专心学习自己喜欢的新学，并终于成为一代杰出报人的代表。
与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称为民国“报界三杰”的徐凌霄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兄辈借助科举的东风出了很多有名的读书人，其伯父徐致靖，官至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官至湖南学政，另一个堂兄徐仁镜，则官至翰林院编修。徐凌霄从小识字，对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对于他来说，他的目标和榜样就是他的父兄。不过这是传统看法，当科举美梦还没有破碎的时候，这很可能是一条不愿意但又不得不走的路。但现在科举不在了，近代以来各方汹涌而来的新鲜事物和多变的局势正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这一代人。
徐凌霄早年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堂，这是一所国学、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并重，半新半旧的学堂。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能通过学部举行的考试，还能像模像样地混个举人出身。但是废除科举后，功名不再是人人都争着抢着要的香饽饽。失去了诱惑的徐凌霄见当时世风日下，国运不济，萌发了给报纸写稿的念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又因其文笔流畅，叙事详尽，精通典故，一出道便引起了报界的广泛关注，后来他也没再干过其他营生，一生就靠着一支笔维持着，并逐渐维持出了民国“报界三杰”之一的名声。
除进学堂外，另外一些人在废除科举后选择了出洋留学，像《大公报》最有名的两个报人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甚至联手开创了所谓的“《大公报》时代”。
张季鸾曾被人称为报界模范，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官费留学日本，并任《夏声》杂志编辑，从此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胡政之则选择了在1907年私费留学日本。
曾倡言“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的著名报人史量才，最初打算走的也是科举老路。因为他是他父亲中年所得，所以父亲打小就对他宠爱有加，并寄予厚望。史量才1899年去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后来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逐渐对科举失去兴趣，科举废除后，更是专心从事新闻事业，对近代新闻事业贡献尤大。
科举的废除无疑对中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报业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科举义无反顾地退出了对人才的争夺，报业一下子也从相对弱势变得十分强势。
到了民国时期，经过一代代报人的努力，各大报社的主笔和名记们不仅已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也越来越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于总统、内阁总理、各部总长、政界要人之间。北洋政府时期国务院还特地设立了新闻记者接待制度，每天下午二时至四时由国务院秘书长负责亲自接待记者。从此，报纸的从业者们也逐渐成为了今天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