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例，行刺亲王一级的高官罪该问斩，但在如何处理二人的问题上，清政府却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被刺杀的对象摄政王载沣给处理定下了基调：“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就这样4月29日，汪精卫等被清廷判决终生监禁。听到判决，很多人都为汪等高兴，而汪本人不喜反悲，特做诗一联以言志“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并在服刑期间多次自杀，未遂。
一年之后，革命形势风云突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党人群起响应，清政府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之际，黔驴技穷的他们最后想出了一条老祖先常用的办法，皇帝下罪己诏，然后宣布大赦天下。于是这一年的11月6日，汪精卫被开释出狱。据当时的报纸说，汪精卫出狱的当天，刑部大牢门前挤满了前来目睹这位革命英雄的普通群众，人们对他们心中的偶像报以由衷的敬意和雷鸣般的掌声。
汪精卫也一下子声名鹊起，蹿升为与胡汉民齐名的孙先生的膀臂。孙中山死后，更是以元老的身份与蒋介石、胡汉民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三驾马车”。
但世事的变迁耐人寻味，谁都不曾想到，二十年后的某天，这位曾被千万人景仰的偶像竟然会沦落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汉奸、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他早年的革命经历更是微妙地成为天然的反面教材，他在狱中所写的那首曾经激励过无数人的诗也突然不再光鲜。1939年，上海《大美晚报》在副刊刊登了一首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全诗在汪精卫《被逮口占》的基础上每句各加二字，而境界迥异，令人拍案叫绝。“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人生两重天，汪精卫的一生在这两首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短短二十年，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件事上收获些什么。
字说
如果你问英国人，太阳为什么是sun，他肯定答不上来；同样的问题假如你问中国人，估计只要上过学的都觉得你挺无聊。记得小学一年级刚识字那会儿，老师就不厌其烦地说，日最初是一个带点的圈，圈代表太阳，点代表太阳中的阴影。后来随着书写介质的变化就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样子。
解字趣说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遂致函沈氏：“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陈寅恪说得没错，因为从每一个方块字的形状组成和演变上，我们都可以读出很多独特而湮灭的信息。所以大凡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都热衷于解字，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学者许慎就写出了我国的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在书中，许慎对当时能够收集到的9353个汉字，一一做了关于字体来源的解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许慎的尝试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但他对很多字的解释却常常刻舟求剑，如我们经常提到的“王”。可能很多人想过，这个可做姓氏，可指地位的字为什么是三横一竖，而不是其他的样子。许慎认为：“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意思很明显，三横代表的乃是世界上最尊崇的三种事物——天、地、人，而中间的小竖线则代表对三者的参悟贯通，然后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王。
许慎的说法听上去颇有道理，所以存在很大的迷惑性，但如果我们细究比东汉更早的金文，甲骨文，就会发现“王”字原来并非三横一竖，而是别的形状。那么，许慎的解释无疑就只能是主观臆测，凭空捏造。
这样的错误，许慎犯过，王安石也犯过。
《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曾作有一本解字的书，名字叫《字说》，其内容“多穿凿附会”，往往经不起推敲。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字说》颇不以为然，有一次他问王安石：“为什么波字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皮？”王安石几乎没作任何思考随口就答：“从水从皮，波者水之皮也！”苏东坡一听，故作恍然大悟状道：“那滑字岂不成水之骨了！”
还有一次，王安石那段时间对“飛”字的写法颇感费解，以至弄得茶饭不思。夫人实在看不下去，就问他何以这样？是不是病了？王安石说，自己没病没痒，就是一直弄不明白“飛”字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形状？夫人救夫心切，急中生智道：“这有何难，不过是鸟爪从地面升起罢了！”王安石一听，连连点头称是。（《独醒杂志》曾敏行）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些都只是文人雅士闲常时的谈资，真正的解字其实远没有上述的戏谑，不然，被现代人称为“大师的大师”的陈寅恪也不至于说出“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样的话。譬如法律的“法”字。
法的繁体为“灋”，由“去”、“廌”、“水”三部分组成。去即祛除、清除，意为把不合理的清理干净，代表了法律的目的。
“廌”念zhì，是一种上古神兽，能分辨是非曲直，也叫獬豸。
传说尧的刑官皋陶养了一只獬豸，每当遇到疑难案件不好判决的时候，皋陶就会让獬豸来帮忙裁决。于是后来，獬豸就逐渐演化成了执法公正的象征。那么“法”字为什么会从水呢？
在世界很多民族的记忆中，人类无不是从大洪水开始的，像希伯来经典《旧约·创世纪》，以及古巴比伦的最早文献《吉尔伽美什》，等等。中国的早期文献《尚书》中也曾反复提到过“洪水滔滔”。对于先民，这种恐怖到令人窒息的洪水就是他们的最初记忆。
心理学家说，对未知物的恐惧很容易转化成敬仰，所以每当先民们遇到争讼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跑到水边请求神的示意。
《周易·需卦》上说“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如果对俘获物的所有权发生争议，那么双方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裁断是非。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但对于先民，他却是真实存在的。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治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于是，治水英雄逐渐取代了水的地位，成为人们新的敬仰对象，继而在人们遇到争端无法解决时就会找到他们信任的英雄。《周易·讼卦》说：“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意思很明显，以后如果还遇到跟上面类似的情况应该去请求“大人”，而不应该再采用跳入大河的方式了。
从以上对“法”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难怪陈寅恪会说“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章太炎VS梁启超
我一招大师风范的万佛朝宗，你却一招低三下四的猴子偷桃，大师与大师的过招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说到近代中国，章太炎和梁启超都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二人有着相同的气质，在那个多难的年代都一时引思想界之潮流，而且二人还有着相似的身份和经历。如同样是研习古文，同样是国学大师，当年清华拟建国学院的时候，胡适向校长曹云祥推荐的三个人选中就是章梁二人再加上个曾为帝师的王国维。再如同样开堂授徒，同样是门生故旧遍天下，两门弟子中也都有很多为后世敬仰的大家，章门的鲁迅、周作人、黄侃、马叙伦、沈尹默；梁门的徐志摩、谢国桢、蔡锷等，不一而足。
另外二人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梁启超早年在京沪两地随恩师康有为办报，因倡导维新而闻名宇内；章太炎也同样因后来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鼓吹革命而蜚声海外。不过，这一次章太炎的成名有点不“厚道”，因为他脚下踩着的正是梁启超的尸骨，这也成了二人一生交恶的肇始。
同志？对手？
最初，章太炎躲在杭州的书斋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
同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成了初出茅庐的章太炎的偶像。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并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康党”。在上海期间，他结交了很多维新界的朋友，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与梁发生争执前，二人有过一段幸福的蜜月期。同样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章太炎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继而重返杭州。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道海捕文书，章、梁都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期间，章太炎一度跟梁启超过从甚密。还是在梁的介绍下章太炎才得以同后来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结识，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让章太炎逐渐跳出了维新的藩篱，而渐趋革命，并最终跟维新派，跟梁启超分道扬镳。
革命？维新？
章太炎公认最著名的文章是发表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那篇与维新派彻底划清界限的文章中，章太炎直斥自己曾经追随过的导师康有为“舞词弄扎，眩惑天下”，令人大呼过瘾。章太炎也因此而扬名。不过其最大的功绩恐怕还是1906~1907年间与梁启超的那场论战。
革命和维新本来就是两条水火不容的路，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存在调和的可能。如果说在19世纪末，维新还不失为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维新就已经沦落成了110米栏。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要想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就必须越过它。章梁之间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论战的起因是康有为的一篇长文《法国革命论》，内容无外乎排斥革命，主张维新的老调。对于这样的文章，革命党人照例会组织力量煞有介事地驳斥一番。不过双方的主力笔杆章、梁二人掺和进来，而且把事情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却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维新派一边，因为有事，康有为把任务交给了首席大弟子梁启超；革命党一边，1906年夏，因当年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有所谓大逆不道言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章太炎刑满释放，二度流亡日本。并在孙中山的关怀下，开始接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于是，针尖对麦芒，一场大规模的论战初显端倪。
从章太炎接手的7月至12月，仅半年的时间，《民报》就陆续刊发了一些铁杆革命党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措辞严厉的文章，洋洋洒洒，几乎占据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篇幅。不仅如此，宝刀未老的章太炎还亲自操刀，与梁启超捉对撕杀，写下了《箴新党论》，文中详尽地叙述了维新派的演变，并从中分析总结了维新派的诸多致命伤，如缺乏胆识，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
调停！梁子！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曾经以妙笔闻名的梁启超也渐感不支。于是论战刚开始，他就托与两派均有交往的湖南人徐佛苏出面调停，但铁了心的章太炎丝毫没给徐佛苏面子，你徐佛苏算个球啊！我该驳斥还驳斥，该论战还论战。又是半年的时间，革命与维新的优劣越辩越明，维新派也逐渐被赶往绝路，纵使梁启超能力超群，但也回天乏术。这时他又想到了徐佛苏，鉴于上次调停的经验，徐佛苏这次没有亲自出面，他辗转找到了革命党的中坚湖南老乡宋教仁。
宋教仁的面子自然比徐佛苏要大，他找到章太炎委婉表达了维新派的想法，并从反清的大局出发，劝章太炎暂时休战，得饶人处且饶人，穷寇莫追。但倔强的章太炎并不愿就此罢战，认为原则问题不能和稀泥，在目前这种辩而未明的形势下更应该奋起直追，痛打落水狗。不过为了给宋教仁台阶，也为了端正视听，他同意在以后的论战中不采取谩骂攻击的方式，也不再动不动就问候对方家庭女性成员的生殖器官。至于正常的革命与维新之争即使孙先生说停，“也万死不能从命”！
话说到这份上，而且还是宋教仁出面，梁启超没辙了。1907年的冬天，曾经活跃一时的维新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宣布停刊，给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笔墨官司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章、梁二人结下梁子，而且终二人一生都未曾释怀，以至于到后来，清华国学院准备聘请二人担任国学院导师的时候，梁虽然接受邀请但只愿出任导师，不愿司职院长，而桀骜的章太炎更是一口回绝了清华的邀请，理由很简单，七个字——“耻与梁启超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