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方准备好酒礼选一个良辰吉日到女家拜谒，这时女方招待男方，可到花园凉亭，也可到湖边画舫让男女双方相见。相见时，男方需敬女方四杯酒，而女方则只需喝两杯。然后就是二人自由交谈时间，以增进了解。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相处之后，如男方对女方有意，就在临走时把一只金钗插到女方的发髻中，表示看上了对方。如不中意，就送给女方彩缎两匹，以示礼貌。如果男方给女方插了金钗，那这门亲事基本就定了，接下来几个回合的走亲定礼后就是正规程序的结婚。如果男方送给女方的是彩缎两匹，那么男方在出了女方家门后又可开始转战其他花园凉亭，湖边画舫。女方也一样，可以在自家的花园凉亭会见其他相亲对象。
当然，这其中也有时间不够，胡乱看几眼的。有个故事就说，一男子因腿瘸老大不小还没相到好亲，于是媒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下次相亲咱们就借口时间紧，你骑着马从女方家路过，看一眼，觉得满意就行了。男方觉得这办法好，于是让媒人把这想法转给女方家长，人家女方满口答应，还说，我们家这女的从小害羞，到时如果走得急，没看清楚，你们可得多担待点。媒人说那没问题。相亲的日子到了，男方骑着高头大马从女方家门前经过，女方躲在门后面，可能是真的害羞，男方只看见女方扒着门缝露出了半张脸，不过这半张脸让男方很兴奋，回去之后告诉媒人，说很满意，女方给媒人的回答也是很满意，于是双方接下来就开始谈婚论嫁，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步入正式渠道。红烛高照，香雾层层，洞房之夜，等男方把女的红盖头一掀开，顿时傻了眼，原来女方仅有半张脸，另半张脸不仅满是疤痕还瞎了一只眼。女方一看男方那条腿也明白了，这二位都是活该。
明清人的恶搞
恶搞并不是今人、俗人的专利，古来文人雅士好这一口的同样不少。
世人从不缺乏幽默，就像世人从来不会忘记恶搞。在民主渠道不通畅、话语权被某些既得利益集团高度垄断的社会，与其说恶搞是一种有意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一种失声者极端无奈之下颇为文雅的发泄。
恶搞者，古已有之。在明人沈德符那本经典的《万历野获编》里，作者就说“京师向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盖讥名实之不相称也”。翰林院本是写好文章的地方，武库司本是藏好刀枪的地方，光禄寺本是出好茶汤的地方，太医院本是拿好药方的地方，现在都被人提出来，括上了双引号，其反讥之力殊为可观。更何况这种名实不相符的情景并不是某单位某部门的专利，而是一种朝廷之上的普遍现象。沈德符接着说：“儒生之曳白，无如国子监；官马之驽下，无如太仆寺；历学之固陋，无如钦无监；音乐之谬误，无如太常寺；帑藏之空乏，无如太仓库；士卒之老弱，无如三大营；书法之劣俗与画学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开英两殿。”这些各系统各科室的分内之事到如今一股脑儿全变成分外之事，而且这分外之事还不是一般外，专家变外行，职业变业余，物极必反，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是，类似的话语并非仅此一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即有“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杠”，与之无甚区别。清考据大师章学诚的《乙卯札记》则引《戴斗夜谈》云，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所记与沈德符也大同小异，只是内容上稍有出入。
站在精英们的立场，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情绪也算是等而下之了。其实站在山顶上的精英们可能不曾想过，只有等而上之被堵塞不通之后，等而下之才会成为人们的选择。有人天生愿意唱反调么？恐怕没有。
“十可笑”之外，章学诚这个也算等而上之的人又自拟了四条“日讲官讲章，鸿胪寺排场，两衙门关防，大理寺法堂。”看来这名不副实的事海了去，并非一时一地，也并非一单位一部门的私事，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拿着国家的俸禄，花着纳税人的钱，却没做成一件像样的事，非但没做成，往往还把事情做得适得其反。就算是适得其反了，谁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于是就有了这些长长短短的恶搞语言。
其实如果仔细品读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万历野获编》还是《郎潜纪闻初笔》、《乙卯札记》，它们都是王朝中后期的作品，各人所记之事也大抵是各人当下生活的现实。那么为什么在王朝建立之初，罕有这样的现象呢？大抵开创之初，国家和社会都有一种向上的朝气，人人都奋发图强，待到王朝运转正式进入某种轨道，后世之人因循守旧，于是官场沉暮，一千年前，大政治家王安石就在他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说，当时的为官者“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各级官员按资排辈，做事者少，请托者多，应酬日多，诸事荒废，国家也就无可避免地走向萎靡和消亡。代复一代，朝复一朝，明朝如此，清朝如此，就离我们最近的中华民国亦复如此。
民国何德刚在他的《话梦集》中，记载了与上文并无多大区别的四条“翰林院文章，銮舆卫刀枪，太医院药方，骡马市皮箱”的俗谚，可见这样的事向来是一脉相承，流传有序。那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有没有？有？或许没有！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报应和法制
中国人出了名的好谈因果，除了过过嘴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俗文学只有两种题材——侠义和公案。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不信你到网上去一览，《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龙图公案》。一面是超越于法制之外快意恩仇的侠客，一面是顶住压力秉公办案的清官。看上去似乎二者没有多大关联，而实际上这些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因果报应。
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故事常常说的是某个有权有势的乡绅，为富不仁，强抢民女。人家不从，乡绅就派豺狼般的手下把民女的家人一通乱打，结果老汉被打得头破血流，上了年纪弄坏了身子骨不说还被打爆了一只眼睛。到这里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几年以后，多年没有生育的乡绅烧香拜佛，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个儿子，可当儿子生下来一看，坏了！居然少一只眼睛。
当然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但既然有人愿意排着长队买来看就说明有市场，而市场是不会骗人的。以前人们常说，书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既然是粮食，那就不管是香喷喷的大米饭还是难以下咽的高粱糊糊，吞下去了只有一个目的——充饥。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但普通老百姓看不到光明，就连一般的读书人也很难认为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
大把大把扔信的名士魏晋南北朝有个名士叫殷羡，字洪乔，做过长沙县令，后来升调到了豫章（大约在今江西南昌一带）。赴任之前，很多朋友跑来相送，一番客套话之后托他顺便给远在豫章的亲友带封信。某个人这么一顺便倒是不打紧，关键是几百个人都这么一顺，殷洪乔的任务就重了，几百封信，好几十斤，看着不算沉，但真往肩上这么一扛，也挺压肩的。更何况，殷洪乔自诩为名士，这捎书带信的事哪是他干的，不过这话他没说出来。
当着众人的面殷洪乔很热情地一一答应了。结果赴任的船刚到南京，殷洪乔就把人家当初托给他的信一封一封取出来扔到了江中，然后跪在地上念念有词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乔不是邮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