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女儿解释一下她如何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她振振有词地说：“只有那些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体才能在污染严重的河流中存活。这条河流的污染程度一度让这种生物也无法生存。可是，我们如今发现有27种对污染非常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按说稍有污染就会消失的。从我们一天捞获的数量统计上看，它们比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种类还多，它们是非常好的Bio-indicator（生物指示物），证明这条河流大致是健康安全的。”
需要指出的是，女儿的科学课并非没有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我拿她最近某天的作业一看，一大堆词语逼着我一个一个地查字典，比如aquatic invertebrate（水生无脊椎动物）、eutrophication（水体加富过程）、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aquifer（地下蓄水层）、dissolved oxygen（溶解氧）等等。不过，这些概念大多要通过孩子自己的研究活动来学习，孩子们要能用图像和文字进行解释。这群10岁左右的孩子不是在那里背书，而是像一群小科学家一样在那里进行实验、研究，掌握科学的逻辑和程序。
卢梭曾指出，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后来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过一句名言：“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他对世界的发现。”教育要启动的是学生内心的动力，传授的知识不过是这一动力运转时的燃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如同我那位在常青藤读过基础科学的博士朋友所观察到的那样，做起研究来是为了自己，有着内在的动力。
美国的“小升初”对孩子提出了什么挑战
美国的“小升初”没有考试，孩子们经过“自然课堂”的野外训练和一系列庆祝活动，大都高高兴兴地从小学毕业去过暑假了。但是，到了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些竞争性强的孩子就开始思索进入中学后的新挑战。
8月的一天，全家还处于度假状态，女儿就开始和我们讨论她的中学生涯。她虽然还没有开始中学的学业，但在小学毕业前就已经到中学参观，初步见识了中学是多么不一样的世界，只是当时沉浸在毕业的兴奋中，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向父母提起。现在离上中学越来越近，她的小脑子里就渐渐有了些规划要和我们讲了。
对她来说，中学最大的挑战就是学生自治，自治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孩子一进中学，这些原则就全方位地实行。首先，每个班有两名“班干部”，这种“班干部”和中国学校里的班干部大相径庭，全要由同学选举产生，而非老师任命，并作为全校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学生委员会每周五开会，委员会的主席必须出席，会上要讨论学生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对学校提出相应的建议。同时，一些重大事务，比如外出实习参观、募捐等活动，往往由学生委员会和校方举行联席会议投票决定。这两个班干部自然拥有投票权。到了高中，事情就更复杂。学生委员会有四大领袖：主席、副主席、秘书和财长。其中主席要竞选产生，并任命副主席和秘书，财长则要单独竞选产生。另外，学校有学生的报纸，大家可以竞争去报社当编辑，得票最高的会当主编。同时还有种种写作小组，给校报投稿，各种俱乐部，如戏剧协会、数学代表队、经济学俱乐部（今年正好全州进行比赛，辩论美联储是否应该提高利率的问题）乃至志愿者、棋类俱乐部和运动队等等，让人眼花缭乱，她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女儿最大的想法就是自己是否要“竞选公职”。据“过来人”和她讲，哪怕是竞选个班干部，竞争激烈时也会变得非常复杂，你不仅要争取同学的支持，还要赢得他们的家长认同，因为家长会影响孩子的投票行为，同学和家长的要求是不同的。女儿小学刚刚转来时，曾受到全班女生的排斥。一来她是“外来人”，二来大概是因为功课好，迅速成为“老师的宠儿”，让许多孩子忌妒。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交朋友，把有敌意者变成中立者，把中立者变成朋友。到了学期结束，她发现自己虽然还不是人气很旺的孩子，但是上课做项目时，大家还是会选她为项目小组的领袖。原因大概是她能把项目组织好，大家跟着拿高分。事实上，在学习小组里，不喜欢她的孩子确实也心甘情愿地听她指挥。一句话，她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并获得拥戴，哪怕有些人并不喜欢她。家长则另有考虑，那些“过来人”说，为了赢得家长的认同，你最好能展示自己的募捐能力，比如许诺“我们通过募捐，可以在外出参观考察时在费用上给家长们提供20%的折扣”。要知道，美国义务教育虽然免费，但额外的活动，如外出旅行参观、比赛等等，要么通过募捐、要么家长买单。花钱的地方很多，家长对费用非常精打细算。我听了这些大喜过望，赶紧提醒女儿：“为了你们的‘自然课堂’，妈妈曾发起了募捐音乐会，一下子募集了900美元左右。你在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创造的曲子，可谓一举成名，已经有家长说以后你出光盘他们会买的了。你现在是个小名人，人家肯定相信你的募捐能力。”女儿一听也信心大增，真考虑要试一试了。
在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就是选举。竞选公职是事业成功的一个基本技巧。即使你日后不准备从政，竞选过程也能锤炼你的人际沟通能力、动员说服能力、组织能力、前瞻性等等。这些都是领袖才能的基本因素，无法从书本上学，也不可能在需要时临时抱佛脚地掌握。所以，一上中学，美国的学校在这方面就给孩子们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机会，而孩子在这方面的表现，日后申请大学时可能会比分数还重要。
还必须指出的是，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并非一下子就跳入竞选、自治的世界。以我的观察，女儿在幼儿园时就从用布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中演示选举过程，一二年级时利用课间休息和小伙伴已经组织过不知多少个俱乐部。小学五年级转到新学校，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创办了“狼协会”，发展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组织结构，比如两个主席（她是其中之一），四位核心成员（算是议会了），财长，每个核心成员还有一名“影子”（大致相当于秘书），乃至一系列投票、否决的程序。这个小俱乐部经历了内斗和散伙危机，最终完好保存下来。一次，一位本来最想退出的成员在游乐场受了小伤，根据俱乐部的章程和精神，全体成员一起护送她到校医办公室治疗，这使她备感温暖，以后对俱乐部就有了忠诚。这一切，都为女儿进入中学的自治时代作好了准备。
作为家长，我自然积极参与女儿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时地问她这样的问题：“领袖意味着什么？是权力，还是服务？”攫取权力是人类的天性，这在小学生中就体现得很清楚。但是女儿从孩子之间的各种冲突、合作中看到，那些总想着权力的人，最终往往被小伙伴们抛弃。权力的基础，还是你给大家提供的服务，让人们觉得跟从你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虽然人气在孩子们中非常重要，但是，大家真选择自己的领袖，还是不会看谁有最酷的造型，有人气的孩子未必能拿到公职。另外，充当领袖必须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不停地产生思想来感召自己的同伴，这也是孩子们日后成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校很少有这方面的训练。孩子们做题、考试可以非常出色，功课学得很好，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所学能派什么用场。最近波士顿郊区有个为中国小留学生办的高中，美国老师在课上提问，学生们大眼瞪小眼，搞不清楚他们是否被允许说话。下一代的公民如果丧失了主动性，就会养成一切听大人指令的习惯，社会也就无创意可言了。
等孩子“小升初”时买房
以上大致讲的是“小升初”前后的学校教育。其实，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小升初”是孩子成熟的一个关键期，孩子从儿童变成了少年，对社会的理解力也增强了许多，这时父母的家教也变得非常重要。儿童时期是培养孩子习性的“机会窗”，少年时期则是培养孩子世界观的“机会窗”。也正因为孩子此时有非常强的社会理解力，他们会观察家长的行为，不仅仅是听大人的说教。所以，此时大人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融为一体，你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你做某某事与孩子无关。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和孩子无关，但孩子在无形之中也会跟着学。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会时刻从孩子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女儿“小升初”的头一年开始“择校”。其实，“择校”就是搬家，我们也借机兜底买房。买房是平生第一次经验，居住环境焕然一新。不过，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巨变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讲到这里，不妨插些题外话。记得某年广东省政协委员、佛山市市委书记林元和在两会分组讨论会上说，自己前段时间前往上海，听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其中有一段非常赞成，那就是：40岁以前的人租房，40岁以后的人买房。据说，此话在网上还引起了公愤。
我一向不喜欢为政府官员捧场，不过，这次想破个例。因为我自己是48岁那年买的房子，而且觉得这种经验对孩子很有好处，值得和年轻的父母分享一下。
年轻人结婚要买房，生孩子要买房，这些要求都合情合理。不过，如果经济条件不够，租房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为什么不选择租房子住呢？
关于房子的苦，我是吃了不少。当年北大毕业，本来说好的单位去不了，临时被塞到北京日报社，原因在于那是北京市属单位，一定要北京人去，这样单位可以指望你寄住在父母家，不必给你分房子。在那里工作三年，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想也不敢想。后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7岁那年结婚，向单位要筒子楼里的一间也是门儿也没有。后来借父母的光，和兄嫂一家三口共用两卧的一套小房，有时还要住他们家的一位保姆，总面积大致60平方米。现在回想一下，这段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苦不堪言的回忆。只记得当时年幼的小侄一天到晚要找我们玩，我们把门关上以求专心读书，他则会背着身子用还穿着尿布的小屁股把门顶开，我至今想来还颇有些当叔叔的幸福感。
后来留美，当穷学生时我寻找租金最便宜的房子是有名的。最后我们夫妇两人住进顶层的阁楼，那里天气热的时候，连朋友送的蜡烛居然都能够融化。妻子去日本进修一年，圣诞节回来看我，我骄傲地告诉她，在她回来前，我竟然从来没有用过暖气。要知道，我所在的纽黑文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北。不过，顶楼能够借一点楼下邻居的热气，我再把羽绒服穿上，大致能撑到年底，省下不少暖气费。在这小房子里，我们一住就是10年（我从34岁到44岁的时段），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说幸福，主要是有能一心读书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小女就是这期间出生的，不过，三个人住在小阁楼，越来越显拥挤了。好在女儿5岁那年，我找到工作，全家搬到波士顿。我依然保有着能找便宜房的幸运，居然在郊区租到一栋有上百平方米、上下两层的连体式房屋。有了工资，足以支付比以前高出一倍的房租。我至今记得女儿刚刚进那房子后兴奋的呼声：“好梦成真！好梦成真！”
但是，梦总是个梦，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现实，这是我们这个镇最穷的角落之一，正守在马路口上，早晨醒来就觉得卡车从自己的枕边碾过。女儿从幼儿园上到了四年级，渐渐也接触了些世态炎凉。她曾请过不少小朋友来家里玩。许多人来了一趟后再也不要来了，甚至在学校也和她疏远。到我们快搬走时，经过她一位同学的家长提醒，才意识到邻居中有位性犯罪者。我们赶紧告诉已经9岁的小女，没有爸爸、妈妈领着，家门一步也不准出。而她的“好梦成真”也不再提了。
这次搬家，买的房子属于中等价格，但因为是在远郊兜底买的，那房子还是相当可观，居住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不说，还有很大的院子，后院是小森林。一次有位朋友来访，居然在家门口停下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她有点不相信这是我们的房子。小女的反应自然不在话下，她这年正好10岁，觉得一切都像梦一样。
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后，我们慢慢发现小女身上有些变化。比如，过去租房的地方学校差得多，她在班里不过中上等。我们夫妇不着急，信守着让孩子自己培养自己的原则，觉得既然她各方面发育非常健康，早晚会觉醒的。搬家后，她进了本州顶尖的公立学校之一，半学期的时间居然成了班上的顶尖学生。我们对她一直很有信心，但这样快的变化未免太戏剧化了，后来和她反复交谈才发现，这里的一大原因是房子。
租房子住贫居，对教育孩子特别有帮助。小女6岁前，一直是小朋友中唯一家里没有车的。9岁前，也是班里看上去最穷的（主要是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利用这些境遇一直在对她讲，父母穷，一个原因是太喜欢读书。读书带来的快乐比花钱的快乐大，看你图什么了。比如，妈妈不出去工作挣钱，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你愿意有很多钱但一天到晚见不到妈妈吗？另外，你们班一个富学生，家长居然花不起钱让她上你上的钢琴课。看来，大家花钱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显得很穷，但你是否愿意学到更多的东西？小女在这种教育下，一直安贫乐道，并且非常有信心。一次，我们在网上搜房时看到一栋几百万美元的豪宅，她喜不自禁：“这家自己院里还有个湖呀！”我漫不经心地说：“长大以后你想买这种房子很容易，你完全有能力挣到这么多钱。问题是，那时你也许会想一想：是用自己的生命挣这些钱呢，还是干别的事情更有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会走极端，而是一直告诉女儿，读书好了，即使不追求钱，也不可能太穷，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从5岁到10岁，我们两次更换居所，第一次让她“好梦成真”，第二次让她难以置信。这样的改善都非常戏剧化，让她终生难忘。到了10岁，她终于看明白了，父母勤勤恳恳地读书，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她向妈妈承认，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她突然觉得有好好努力的责任了，她希望长大后有力量争取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
生活的物质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生活中主要的幸福并不是在物质中。年轻夫妇如果一结婚就买了房子，让孩子出生在非常舒适的地方，那么孩子就会错过人生中的大戏剧，而这些戏剧对孩子一生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孩子大了，家长对孩子不能总是说教。孩子很聪明，自己会在生活中观察。40岁以后买房时，孩子大概是10岁，正是懂事的时候。这时候父母通过买房把自己津津乐道的生活哲学证明给孩子看，孩子才会终生信服。这样，买房花的钱就比支付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学费更有教育上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