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下子说不上来，觉得问题似乎很复杂，于是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附近，有自由来这里散心吗？”
“当然了。”
“那么五六百年前呢？”
“那会儿根本没有中央公园呀，真不知道那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大概是印第安人打猎的地方吧？”
“是呀，那会儿我们如果这样自由自在地散步，说不定早被动物吃了。首先要有人建立这个城市、这个中央公园，还要有人发明了汽车、地铁，这样我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从家里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享有过去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自由。但是这一切，又都是过去的人一代一代地为我们留下的，看看，我们用的电话、手机等等不都是如此吗？我们运用这些技术随时随地可以和朋友、家人通话，这种自由也只是最近才有。是有人发明出新的东西，为我们创造了新的自由。”
“我相信，我的孩子那代人的自由一定会更多的。”女儿经常会这样小大人似的说话。
“他们不会自动地就获得更多的自由吧？这恐怕要取决于你们这代人给他们留下什么，你们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发明创造，他们就有更多的自由。你们给他们留下更糟糕的环境、更匮乏的资源，他们的自由就会更少。看看，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是个赤条条的婴儿，需要上一代的帮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前人给的。但是，当我们走的时候，都要想想自己留给这个世界什么，留给后来的人什么，这大概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在吧。记住，我们都只有这么一次生命，到时候可没有反悔的余地。”
女儿陷入沉思，目光望着远远飞翔的一对鸟，我能猜出她在想什么，这是她反复向我吐露的心声：“我希望创造有长久价值的东西，只是现在还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她的这种信念是在我们反复的对话中形成，而我总是用反复的对话，让她的心灵不断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讲到这里，我们还要重申皮亚杰的理论：孩子在十一二岁时心理上会进入“形式运思期”，这其实就是成人的意识结构。孩子具备了成人那种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可以独立思考这些复杂的人生问题，虽然日后经验和知识都会不断积累丰富，但基本的意识结构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看来，当孩子的心理登上这个台阶时，早教就应该结束，孩子还应该接受教育，但这将是一种成人的教育：孩子走的是被其内心的火焰所照亮的道路，会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其心灵所渴求的东西，而不需要父母手把手地灌输别人选定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亚历山大13岁时，其父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做他的老师，这位希腊世界顶尖的知识权威人物，绝不是位早教的老师，而是一个能够在年轻的心灵中呼唤出使命感的人。现在教育则过分地把孩子当孩子，这不仅推迟了他们的自由，也推迟了他们对自己生命之责任的承担。
附录：《一岁就上常青藤》专访
1．你在书中明确地反对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反复强调讨论班的重要，甚至主张从小就要让孩子上这种“讨论班”。为什么讨论班培养出来的学生比满堂灌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好？
薛涌：这一点，我在教书时也不停地给我的美国学生们讲，我让他们想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你到公司里上班，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企业战略，你凭什么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你是坐在那里，就像在应试教育中那样，等着准确地回答问题呢，还是主动提供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大家眼睛一亮？在毕业后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你很少需要像在学校应付考试那样回答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再没有用“多项选择”的方式回答问题的经历。社会也好，雇用你的公司也好，向你要的是你的“点子”、你的创意，没有人那么热衷于检查你到底不懂什么，人家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懂什么，有什么可贡献的。比如，当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某地区建一个超级市场时，你马上站出来从当地的消费能力、交通条件、购物习惯等多方面论证这样的计划前景不好，使大家改变意见，那你就对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家不需要你回答“当地人口多少”、“公交车有多少路”等问题，因为查一下资料就明白了，为什么要问你呢？我特别让我的学生查“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网站，看看这种大公司的职员是怎么工作的。根据网站的描写，人家职工的工作方式和大学的讨论班非常相似，比如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老板来问：“我希望在某地建一个生产越野车（SUV）的工厂，你们看前景和风险如何？”这些咨询人则七嘴八舌，从GDP的增长、就业率、消费者的购买力、油价，一直到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家庭规模和生活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走向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你仅仅在汽车制造专业上能准确地回答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非常宽广的知识面，而且要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能动的见识贡献于社会。所以，比起满堂灌的大课来，讨论班更接近社会实际的运作方式，更有“实战”性，自然也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2．但是，如你在书中所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国外开展得很好的课堂讨论效果多半不好，原因是什么？这和大学以前的教育有什么关系？在中小学教育中，如何克服权威主义的倾向，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
薛涌：首先，讨论班在国外开展得是否很好，不能一概而论，我每学期都碰到大量不说话的学生，这是个文化问题。所以我在书中才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这一著作，所以我才把我的书命名为“一岁就上常青藤”。在我看来，家教比学校教育重要得多。常青藤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在讨论班中滔滔不绝、思如泉涌的那种素质，是从小培养的，不是到了常青藤里现学的。《不平等的童年》强调的是，美国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中高产阶层的家庭，从小和孩子讲话就特别平等，大家有不同意见要讨论，有时大人似乎连给孩子买什么玩具或衣服的权利都没有，要征求孩子的同意。这样，孩子从刚会说话起就和家长讨论问题，他们甚至不习惯于不经过讨论的教育方式。相反，教育背景比较差的家庭，家长对孩子则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话，家长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孩子从小就不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讨论才能明白，他们习惯于等着听别人的指令。比如最近《纽约时报》上讲黑人社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数据是：94%的黑人女性认为用打屁股的方式对孩子严加管教是必要的。女儿3岁时和我们一起购物，她正在和爸爸、妈妈讨论要给自己买什么衣服，这时看见一个黑人母亲自己忙着挑衣服，孩子在婴儿车里哭，她回头大声呵斥：“闭嘴！”女儿看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有这等事情，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的童年”的对比，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的女儿实际上为了买衣物在和我们开“讨论班”，申述自己的理由，边上的孩子在还不太会说话时就被呵斥“闭嘴”，这样的孩子上大学后你能指望他张嘴讲话吗？他日后要走上成功的道路当然更困难了。
3．现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的奖金都是由所教学生的分数排名决定的，这让教师如何不对孩子进行应试教育呢？但如果按照你的思想脉络，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考评体系？我认为你的文章中提到的从小向学生传授成功品格，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恒定的成功品格，这是不是社会发展过程所决定的？成功应该由谁来确定？又该如何确定呢？
薛涌：我的基本观点是，家教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不管学校问题多么大，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仍会有许多贡献。我仅仅是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讲一下家长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