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钱树上的位置有四，一为钱树体顶饰，二为钱树体枝叶，三为钱树体主干，四为钱树座，以钱树体枝叶和钱树座较为常见，其余位置均较为少见。在钱树体顶饰上，龙通常是作为圆璧的侧枝而出现，形态相似，龙身弯曲，龙首向上，口衔一巨，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钱树、四川安县文管所藏钱树、茂汶出土钱树即是如此。
钱树体枝叶上的龙形象稍微复杂一些，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为枝叶某个局部的装饰图案，二是构成枝叶的茎干部分。前者较为少见，龙多作曲身爬行状，如彭山双江公社崖墓钱树西王母与人物枝叶即是如此，在该枝叶的左区二枚五铢钱的左侧有一龙，龙身弯曲，有羽翼。后者较为常见，龙形或构成枝叶的全部茎干，如四川西昌杨家山M1：13-6钱树体枝叶，龙身弯曲，头上昂，四爪，腿部有羽翼，又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之龙与璧枝叶，龙身弯曲呈横“S”形，头下垂，尾部有一璧状物，尾端有一插头；或仅构成小段枝叶的茎干，其上再插另一小形枝叶组成一个完整的枝叶，如四川梓潼羊头山汉墓钱树之璧与龙枝叶，龙身弯曲，尾部有一璧状物，尾端有一插头，头上昂，口衔一巨，巨上另插一小形的凤鸟与钱形枝叶。
在钱树体主干上，龙形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依附于主干的两侧，如四川西昌丧坡M101钱树，主干两侧各有一龙，龙作向上爬升状，头长双角，张口，舞动前腿，龙身下有一钱币，钱上跪坐一长耳、长臂之人；二是三龙围绕主干分布，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之三龙枝叶，主干左右各有一龙弯曲伸出，头上昂，口衔一巨，另一龙头上昂盘绕而上；三是龙紧贴主干，与主干融合为一体，如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主干，龙首上举，大张口，其上又立一象。
钱树座上的龙图像大体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作为树座侧面某个局部的图像，二是在树座顶部或侧面比较显著的位置出现。前者龙或单独出现于侧面，如重庆涪陵北岩M4钱树座，或与虎一道构成龙虎衔璧的图像，如四川彭山豆芽坊M176钱树座。后者龙或盘绕于树座的顶部，如四川芦山石箱村汉墓钱树座，龙盘绕于顶部插口周围，独角，腿部生羽翼；龙或作自树座下部向顶部攀爬状，如新津文管所藏钱树座，中下部有一龙正在向上爬行，另有二人作下蹲抬龙身状，顶部盘绕一龙，其尾被一蟾蜍所衔，又如重庆忠县涂井M5钱树座，以圆孔方柱为中心，有一大龙、二小龙盘绕于柱，大龙张口衔珠盘曲而上，小龙攀附于大龙身上。
作为一种神兽，龙在汉代被赋予了多种“功能”，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作为祥瑞的象征。《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二年汉宣帝诏书云：“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二是作为布云施雨之神，干旱时需采取模拟巫术以之为求雨的道具。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谓：如遇干旱需求雨，“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三是作为升天成仙之坐骑。《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时，方士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焦氏易林》云：“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四是可以镇怪辟邪。王充《论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这种观念还常见于汉代铜镜铭文中，如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所载“尚方七乳四神镜”铭文即云：“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除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五是作为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一道表示天地四维。《三辅黄图》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对于龙的这几种“功能”，汉代画像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升天”和表示天地方位这两种“功能”表现更为充分。
就钱树而言，综合上文所述，龙的形态有四种，一是腿部有羽翼，二是口衔一巨，三是与虎构成龙虎衔璧的图像，四是攀附主干等物而上。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飞者皆有翼”，故“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钱树之龙既然有羽翼，自然当属仙物，能乘人而飞，故其可作升天成仙之坐骑。据罗二虎先生的考证，在西南地区汉代画像石棺上，“龙虎衔璧图寓意墓主以璧礼天，璧象征天国，而龙虎载之升天，其意图是祈求让墓主顺利升入天界仙境”。龙虎衔璧图既也出现于钱树之上，故其当亦有此寓意。“巨”，指龙口所衔之长方形物，国内外学者根据有同类图像的铜镜铭文而定其为此名，霍巍先生认为，“‘巨’当与‘大刚’之‘钜’、‘规矩’之‘矩’意义最为接近，其中心思想是以神的力量来规定、规范世界，勾画出一幅理想的世界图”。可见衔巨之龙亦与仙界观念有关。攀附于钱树主干等物之上的龙，可能与汉代龙需木方能升天的观念有关。如此，载人升天成仙当为钱树龙图像的要务。
在钱树上，除宁夏固原北塬M5钱树外，其余皆未见龙与虎、朱雀、玄武共出的现象，故其龙似无表示天地方位之意。从龙在钱树上的位置和图像形态来看，似乎亦不表祥瑞。钱树乃墓中出土物，与天象气候无干，故其龙自然没有布云施雨之职。考虑到汉代人对人死后“旅途”和墓葬环境的想象，龙辟邪之“功能”或许也被钱树的制作者移植到了钱树上。
这样，钱树龙形象的象征意义当有二，一为载墓主升天成仙，二为保护墓主不受邪灵的侵扰。
马
马在钱树上的顶饰、枝叶、主干和树座皆有所见，以枝叶最为常见。无论何种位置，马的形态基本一致，而且部分马的腿部还有羽翼，如四川西昌杨家山M1：13-5钱树主干、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天马与凤鸟枝叶、重庆三峡博物馆藏钱树座。
腿部生羽翼的马，是汉代画像砖石上一种常见的图像，个别材料还有“天马”的榜题，直接标明其为汉代神话中的“天马”。钱树上多数马虽然没有羽翼，但从钱树乃西王母、昆仑神话的象征（详后文）来看，它们也应属于“天马”系列。在汉代神话中，“天马”乃是前往昆仑神山升入天境的工具。《汉书?礼乐志》载西汉皇家郊祀歌曲《天马》云：“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在汉代画像中，骑于“天马”的人多为长耳、肩生双翼的仙人，如四川渠县蒲家湾无名阙上之画像。可见，钱树马之象征意义乃载人以升天也。
羊
在钱树上，羊皆见于钱树座上，其形态大体有三：一、圆雕一羊骑跨于树座顶端，羊抬头，双角后卷，背立一圆筒，一人双手抱筒骑坐于羊背，羊的腿部多生羽翼，而羊背之骑士亦有长耳、肩生羽翼者，如四川绵阳石塘乡汉墓钱树座、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座；二、圆雕一羊跪卧于一兽之上，羊亦抬头，双角后卷，腿部生羽翼，背立一圆筒，筒旁或有人抱持之，兽又骑跨于树座顶部，腿部亦有羽翼，如四川彭山豆芽坊M176钱树座；三、浮雕数羊位于树座下部侧面。羊与普通之羊无异，多作群羊行走、嬉戏、食草状，如绵阳何家山M2：70钱树座。以第一种情形最为常见，最后一种情形少见。
在汉晋神话中，羊是一种瑞兽，其主要功能大体有三：一是作为吉祥物，表示祥瑞的来临。东汉刘熙《释名?释车》云：“羊，祥也。祥，福也。”《瑞应图》谓：“钟律调和，则玉羊见。”二是辨别邪正，辟除邪恶，如王充《论衡?是应篇》云：“觟，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杂五行书》云：“悬羊头门上，除盗贼。”三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如《列仙传》云：葛由“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娥媚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
钱树座顶端之羊，既然腿部亦多有羽翼，而骑者亦有作长耳、肩生双翼的仙人状者，与《列仙传》所言葛由骑羊入山升天成仙传说相似，其作为仙人飞升坐骑的意图显露无遗。而树座下部侧面之羊，形态与普通之羊无异，并无特殊之处，可见其可能意表祥瑞，而无辟除邪恶之意。也就是说，钱树之羊有两重象征意义，一是作为飞升仙境的坐骑，二是意表吉祥。
猴
猴图像分布于钱树枝叶、主干和树座三个位置，而以枝叶最为常见。枝叶上的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枝叶主体的某个部位上，这种情形非常少见，目前仅在四川广汉万福镇汉墓钱树有发现，在这件钱树的西王母枝叶右区左下端，有一猴作逃亡状，其后有一人作拉弓射箭状。二是作为挂饰挂于大型枝叶上，这在不少钱树上都有发现，或为单猴，伸臂作挂钩（个别头连挂钩），身体蜷曲，肩部有的还生有羽翼，如四川安县文管所藏钱树、甘肃省钱币博物馆藏钱树、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或作双猴嬉戏攀爬于枝条状，仅见于四川西昌丧坡M101钱树。
钱树主干的猴图像亦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双猴抱持主干状，主干上布满云气纹，如贵州兴仁交乐M6：32钱树主干、四川射洪王爷庙汉墓钱树主干；二是猴位于主干侧饰上，作嬉戏状，仅见于四川西昌杨家山M1：13-1钱树主干上，主干表面遍饰云气纹，左边侧饰为一持节之兔首人身羽人，右边侧饰有一树，树顶站立一只三足乌，枝叶间有两猴嬉戏。
猴图像在钱树座上较为少见，多位于树座侧面，作嬉戏状，如贵州兴仁交乐M6：43钱树座、四川达县三里坪M4“洪荒摇钱树座”。
猴在汉代神话中有何象征意义，汉代文献缺乏相应的记载。不过，在前述安县文管所藏钱树、甘肃省钱币博物馆藏钱树的猴形挂饰上，猴的肩部皆有羽翼，而双猴抱持的兴仁交乐M6：32、射洪王爷庙汉墓钱树主干上皆布满云气纹，西昌杨家山M1：13-1钱树主干上，猴图像所在树图更是与持节羽人对称分布于满饰云气纹的主干两侧，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猴身“仙气”浓郁，当为仙界灵物。
在古代民俗中，猴与侯谐音，往往寓意封侯拜相。虽然汉代文献对此缺乏明确的记载，但在汉代铜洗上屡见“宜侯王”或“宜王”之类的铭文，可见汉代人对封侯拜相有强烈的渴望。前述四川广汉万福镇汉墓钱树枝叶的射猴图像，很明显应该是这种观念反映。
由此可见，猴图像在钱树上可能有两重象征意义，一是与其他图像共同构建一个“仙境”，二是寓意获得官位、爵位，希望能帮助墓主人及其子孙后代实现这些美好愿望。从猴在钱树上的位置和图像特征来看，前者应该是其主要的象征意义。
鹿
鹿在钱树上仅见于钱树枝叶和树座两个位置，而以后者最为常见。枝叶上的鹿有两种情形，一是居于枝叶上部中央比较显著的位置，身躯硕大，背部或骑坐一人（仙人），如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钱树鹿与凤鸟枝叶、四川绵阳何家山M1钱树骑者与璧枝叶、贵州兴仁交乐M2钱树人骑鹿枝叶；二是作为枝叶某个局部的次要图像，体形偏小，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狩猎枝叶。在树座上，鹿皆位于侧面，或作二鹿交媾状，如绵阳石塘乡汉墓钱树座、绵阳白云洞崖墓钱树座，或作一鹿奔走状，如贵州兴仁交乐M6：43钱树座。
鹿在汉代人心目是一种瑞兽，其象征意义有三：一是作为政治清明和平的瑞应，汉代纬书《礼斗威仪》云：“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则北海输以白鹿。”班固《白虎通?封禅》云：“德至鸟兽，则凤皇翔，……白鹿见。”二是作为仙人的坐骑，纬书《春秋命历序》云：“神驾六飞鹿，化三百岁。”汉代乐府诗《长歌行》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持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三是鹿与禄相通，意指官位高升，谢承《后汉书?郑弘传》载：“郑弘为临淮太守，消息徭赋，政不烦苛，修身率下，临事详慎。行春天旱，随车致雨。有两白鹿方道，夹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曰：‘鹿为吉为凶？’国拜贺曰：‘闻三公车画作鹿，明府必为宰相。’后弘果为太尉。”
在前面所述钱树鹿形象中，枝叶中央的鹿身躯硕大，形象突出，而且在贵州兴仁交乐M2钱树人骑鹿枝叶上，鹿背所骑之人长耳，肩有羽翼，手持一节旄，与《长歌行》所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颇为相似，显然为一仙人，可见这种鹿应该是作为仙人或墓主人飞升天界的坐骑。其余位置的鹿，形体无特殊之处，应该只是被当作一种吉祥之兽来看待的，其可能有寓意禄位高升的意义。二鹿交媾者，当指禄位连绵不绝也。
因此，钱树之鹿当有两个象征意义，一是飞升仙界、遨游天地的坐骑，帮助墓主人实现升天成仙的愿望，二是作为一种瑞兽点缀“仙境”，协助墓主人及其子孙后代获得一个良好的禄位。
辟邪
在钱树座上，常见一类腿部生羽翼的狮状神兽，头部或有独角，或有双角，或无角。按照这类神兽在钱树座上的位置，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单体圆雕骑跨于树座顶部，头部有无角者，如四川绵阳何家山M2：70钱树座，有双角者，如三台县文管所藏钱树座；二是圆雕狮状神兽背负一兽骑跨于树座顶部，头部皆有双角，如四川彭山豆芽坊M176钱树座、乐山高笋田崖墓钱树座；三是圆雕狮状神兽构成整个钱树座，头部有独角者，如重庆涪陵三堆子M2钱树座、四川达县三里坪M4“辟邪摇钱树座”，有双角者，如重庆合川南屏ZM1钱树座，有无角者，如四川渠县城坝村汉墓钱树座。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有角与无角，这类神兽都显得身躯硕大、位置突出。
对于这类狮状神兽，学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将其考订为“辟邪”或“天禄”。除钱树座这种表现形式外，在中原、陕西、四川、山东等地还曾多次发现大型石雕辟邪、天禄像，多对称立于墓地神道两侧。虽然《汉书?西域传》曾注引三国孟康之语云：“一角者或为天鹿（禄），两角者或为辟邪”，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在汉代的造型艺术中，有独角却自铭为辟邪、双角却自铭为天禄者，有无角却自铭为辟邪、天禄者，有的有羽翼，有的无羽翼，如不借助自身铭文，很难辨明何为辟邪，何为天禄，这说明汉代的辟邪、天禄形象并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固定模式，其原因在于汉代人对天禄、辟邪的认识并不一致，对神兽具体特征的细微之处的把握还有差异，才造成了汉代辟邪与天禄造型一致、具体形象却不同的历史现象。基于此，正如徐琳先生所言，天禄与辟邪“外形均相似，仅在角上有所区分，可能在汉代，人们对它们还有不同的称呼，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分别命名并无必要”，而且在钱树上这种神兽从不成对出现，故笔者统称之为“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