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汉代还有一类器物的外形与钱树相似，这就是钱币铸件。汉代钱币的铸造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平板范竖式浇铸而成，二是用叠铸范铸造。平板范的正面中央有一条主浇槽，其两侧对称分布有若干钱模，主浇槽与钱模之间通过若干细小的支浇槽相连。这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铸钱工艺。叠铸范是由若干同一模盒翻制的范片扣合形成，每一个范片中央皆有一孔，孔前后各有一条浇槽，浇槽两侧对称分布若干钱模，浇槽与钱模之间通过支槽连接。这是新莽时期发明的一种新型铸件工艺，流行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钱币铸范，它们的平面构图皆与钱树的形态有相似之处。不仅如此，而且采用这两种方式铸造所形成的钱币铸件，在未剪取、打磨成流通钱币之前，其形态皆呈树状，平板范所形成的树状铸件呈扁平状，而叠铸范所形成的树状铸件呈立体状。
正因为平板范和叠铸范的平面构图，以及所形成的钱币铸件形态，皆呈现出树的形态，与钱树的造型较为相似，故美国学者艾素珊（Susan N.Erichson）认为，四川彭山和三台所发现的钱树座上摇钱场景图反映的“这种‘在树上生长钱币’的见解可能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但可能有一些实事的依据。彭山钱树座上面的钱树枝与用于铸造钱币的现实模型相似。在一个被认为完整的铸造过程中，钱币被浇铸在模子中。一个中央的槽分出更小的槽，单独的槽形成钱币。……在这些钱币铸造成型后，仍然与铸槽相连，形成钱币附属于树枝的现象。……在钱币从铸范脱离之前，模型和铸件的形状与中间铸槽是一个整体，这个现象可能给予了钱币从树枝生长的灵感”；何志国先生主张“现实的叠铸工艺的立体造型，为西南地区的人们头脑中虚幻构想的摇钱树，提供了直接的、现实的造型和技术依据”。
这两种钱币铸造方式，在汉代西南地区也多有发现。2002年，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出土2件西汉初年“榆荚半两”石范；1980年，四川高县发现西汉“半两”石范；1976年，西昌石嘉公社发现一铜器窖藏，出土5件新莽“货泉”铜范；1986年，西昌东坪村汉代炼铜遗址出土1件东汉初年“五铢”铜范；近年，重庆峡江地区出土1件东汉五铢叠铸泥范。此外，贵州清镇M1、四川乐山沱沟嘴东汉墓和西昌杨家山M1，曾先后出土分别被称为“马鞭形铜刀柄”、“摇钱树干”和“五铢钱叠铸铸件”的柱状金属器物，何志国先生辨明这些器物实际皆为叠铸钱坯。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汉代西南地区的铸钱业是比较兴盛的。在这种情况下，钱树的制造者接触到钱币铸范和铸件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完全有可能从中获取造型上的灵感。因此，虽然我们还不能将钱树与汉代钱范、钱币铸件直接等同，但是鉴于二者形态的相似性，更由于汉代西南地区钱币崇拜、神化钱币之风的盛行（详见下节），笔者以为，钱树在造型上的确应该受到了来自于汉代铸钱业的启发。
（三）图像渊源
五十年前，于豪亮先生在《“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一文中指出，“钱树和钱树座上常有西王母和一些怪兽，特别是作三山耸立之状的钱树座，除了西王母坐于正中外，还有捧日月的羲和和鸟兽乐人。耸立的三山应该是‘神山’……‘神山’的传说是很早又很普遍的，在汉晋时期，极为流行的‘鱼龙漫衍’之戏就是根据‘神山’的传说编演出来的。把汉晋人对‘神山’之戏的描写和三山耸立的钱树座上的浮雕对照来看，二者是十分相像的”，并由此推论认为，“钱树、钱树座、鱼龙漫衍之戏以及后代灯中的鳌山，都从同一传说——海上三神山而来”。虽然于豪亮先生关于钱树是由海上三神山的传说演化而来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但所说钱树图像与鱼龙漫衍为代表的乐舞百戏表演活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还是很有道理的。
乐舞百戏表演之风盛行于汉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各个社会阶层中。东汉张衡《西京赋》载西汉皇家的百戏表演云：“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糜。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才，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盐铁论?散不足》载西汉民间祭祀时的乐舞百戏之风谓：“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又载西汉民间宴会中的乐舞百戏之习说：“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儛赵讴。”此风在西南地区亦比较盛行，尤其是蜀地。西汉末扬雄《蜀都赋》云：蜀郡成都“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荥川之间宅，设座乎华都之高堂。……厥女作歌，是以其声呼吟靖领，激呦喝啾，《户》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庙噆吟，诸连单情。舞曲转节，踃应声。其佚则接芬错芳，襜袩纤延，足间躔《凄秋》，发《阳春》，罗儒吟，吴公连，眺朱颜，离绛唇，眇眇之态，吡噉出焉。”西晋左思《蜀都赋》载东汉末三国时蜀地宴会乐舞之风云：“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这种乐舞百戏盛行之风亦影响到了汉代画像艺术的创作。迄今为止的汉代考古发现已经表明，在东起山东、江苏，西到四川、甘肃，北至陕北、晋西北，南达江淮的广阔区域内，无论是画像石，还是画像砖，乐舞百戏都是各地汉代画像中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内容。据傅起凤、傅腾龙诸先生分析，汉代画像中的乐舞百戏图不少都能在汉代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记载。这种情况表明，汉代艺术家在进行画像创作时明显借鉴了现实中的乐舞百戏表演。既然如此，那么，作为汉代画像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钱树在图像内容的选择、设计过程中受到现实生活中乐舞百戏之风的影响亦应是自然而然的事。部分钱树上的确也出现了乐舞百戏图像（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六节）。这表明，汉代社会中的乐舞百戏应是钱树图像的一个重要渊源。
除乐舞百戏外，汉代画像艺术亦有可能是钱树图像的重要渊源。汉代画像多见诸于居室、墓室、器物等多种材质上，题材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汉代墓室画像有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三种形态，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四川、重庆等区域，内容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天文星象、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符瑞辟邪等。器物画像多见于铜镜之类的器物，主要为神话传说、祥瑞辟邪等内容。对于汉代居室的画像装饰，一些汉代文献中有十分生动的记述，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东汉张衡《西京赋》所载西汉皇宫的画像装饰，以及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叙鲁恭王之宫殿壁画。张衡《西京赋》云：西汉皇宫“故其馆室次舍，采饰纤褥。裒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坠随珠以为烛。金戺玉阶，彤庭辉辉。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罗生，涣若昆仑”。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谓：鲁恭王宫殿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孳，缘云上征。中坐垂景，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除墓室画像外，汉代西南地区亦流行以图像装饰器物之风。扬雄《蜀都赋》载：蜀地富豪之家所用之器具是“众器雕琢，早刻将星。朱缘之画，邠昐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
汉代画像艺术之风是如此的盛行，人们用画像来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信、所愿。作为身处汉代画像风行时代中的一种造型艺术，钱树的图像设计和选择自然会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从本书第四章的分析来看，钱树画像与墓室画像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亦明显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表明，钱树与墓室画像为代表的汉代画像艺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由于汉代画像艺术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产生，到西汉中晚期逐渐发展成熟，而钱树到东汉早期才开始出现，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钱树的图像渊源于汉代画像艺术，并发展成为汉代画像艺术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综合上面所述，笔者认为，钱树的渊源比较复杂，它应该是在西南地区文化传统和汉代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借鉴自然树、灯树、钱币铸件等造型艺术形象，汲取、综合汉代乐舞杂技和汉画艺术的图像内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造型艺术形象。
第二节 钱树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考古发现表明，钱树产生于东汉早期，兴盛于东汉晚期。那么，钱树为何能在东汉早期产生并得到持续发展呢？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分析讨论及此。事实上，对此开展讨论，不仅有助于认识钱树的演变规律、认识这一器物的文化特征，而且亦有助于了解、把握西南地区区域文化的特点。正如钱树的渊源一样，它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亦相当的复杂。综合起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一）国家的长久统一、社会的持续稳定，为钱树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汉王朝是继秦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除两汉之交曾短暂出现分裂割据外，这种统一的局面维持了四百余年的光阴。随着国家的长久统一，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当然，其间也曾出现过战乱，比如两汉之交的分裂割据之战、东汉中期的西羌之乱等等，对一定地区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就整个社会而言，稳定的时期更多，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西南地区亦复如是，除曾经遭遇东汉平定公孙述成家政权之战，以及西南夷民族的偶尔武装反抗、西羌的短暂南下骚扰外，几乎未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事，社会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国家的长久统一，社会的持续稳定，就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两汉时期中国之所以能迎来古代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此。安定的社会形势自然也为钱树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二）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钱树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国家的长久统一、社会的持续稳定，两汉社会很快从秦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古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班固《汉书?食货志》云：汉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晋书?食货志》载：东汉“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廩还积”。
在汉代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巴蜀地区，到西汉中晚期更是发展成为全国的十大经济区之一，而成都则成为了全国六大商业都会之一。对于汉代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古代文献中亦多有生动的记载。西汉中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为公孙述分析蜀地经济优势时语云：“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同书《第五伦传》又载汉明帝末第五伦任蜀郡太守时所见蜀地的经济富庶：“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到东晋时，蜀人常璩还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追忆汉时蜀地曾经的繁华：“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蜀地已发展成为天下所共认的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地。
经济与文化息息相关，经济兴则文化兴，经济衰则文化衰。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社会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则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厚葬之风盛行，而此风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有非常大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亦给西南地区的文化风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华阳国志?蜀志》载：“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萧、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从考古的角度来看，作为厚葬风气的生动反映，四川地区崖墓、画像砖室墓和画像石棺在东汉时亦曾经盛极一时，而这明显与该地区经济的大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与厚葬习俗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钱树的发生、发展自然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发达的经济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