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政权之更替。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见诸于史书记载的西南地区所发生的政权更替相当多，根据罗开玉和李敬洵二位先生的梳理，大致有如下一些：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刘焉入蜀以益州牧名义建立益州割据集团。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益州消灭刘璋割据集团，并于章武元年（221）正式建立蜀汉政权。曹魏元帝咸熙四年（263），蜀汉政权灭亡，益州地区被纳入曹魏政权的统治之下。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曹魏灭亡，西晋政权建立，西南地区归西晋政权统治。惠帝永兴元年（304），李雄据成都称王建立成汉政权。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西南地区归东晋王朝统治。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前秦取梁、益二州。太元八年（385），东晋驱逐益前秦在益州的势力，益州复归东晋统治。安帝隆安六年（402），谯纵据蜀称王。义熙九年（413），刘裕派兵消灭谯纵割据政权，益州再次归东晋统治。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东晋灭亡，刘宋政权建立，西南地区归刘宋政权管辖。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刘宋灭亡，萧齐政权建立，西南地区又归萧齐政权管辖。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萧齐灭亡，萧梁政权建立，西南地区又归萧梁政权管辖。简文帝大宝三年（552），萧纪据成都称帝，元帝承圣二年（553），萧纪割据政权灭亡。西魏废帝二年（553），西魏据蜀。北周孝闵帝元年（557），西魏灭亡，北周政权建立，西南地区归北周政权管辖，如此等等。在369年的时间内，西南地区竟发生了多达16次的政权更替，平均23年就会发生一次，政权更替之频繁由此可见。
然后说战争。在东汉灵帝末年之前，西南地区也曾发生过一些战乱，但这些战乱通常都是在西南地区的边缘地带发生的，而腹心地带巴蜀却较少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相对比较稳定。从灵帝末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延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比较广的战事开始成为巴蜀地区的“家常便饭”。《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灵帝中平元年（184），“巴郡妖巫反，寇郡县”。《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中平五年（188），“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旬月之间，破坏三郡”。《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载：献帝初平二年（191），“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刘）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云：建安五年（200），巴西安汉人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和《先主传》载：建安十七年（212）至十九年（214），刘备集团与刘璋集团之间爆发益州争夺战，战火连绵于巴郡、巴西郡、蜀郡、广汉郡和犍为郡之间，以刘备集团的胜出而告终。《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载：建安二十三年（218），“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先主在汉中，（李）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诸葛亮传》、《姜维传》和《魏书?邓艾钟会传》载：曹魏元帝咸熙四年（263），邓艾、钟会率曹魏军队进入西南地区，消灭蜀汉政权，双方曾在汉中及成都平原北部爆发激战。《华阳国志?大同志》载：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益州刺史赵起兵叛晋，永宁元年（301）被平定，战事主要发生在巴、蜀二地。《华阳国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和《晋书?李特李流载记》、《李雄载记》载：永宁元年九月，李特、李流率六郡流民在益州起义，与益州刺史罗尚所率领的晋军在西南地区展开激战，永兴元年（304），李特之子李雄据成都称王建立成汉政权，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2），李寿攻占宁州，至此西南地区所在的梁、益、宁三州之地全为成汉政权所有，六郡流民与晋军之间的战事持续达三十一年之久。《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晋书?李势载记》载：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桓温率领晋军伐蜀，与成汉军队在犍为郡北部及蜀郡南部发生激战，次年（347）三月，成汉国亡。《晋书?穆帝纪》、《周抚传》载：永和三年（347）四月，成汉遗臣邓定、隗文起兵占领成都，拥立范贲为帝，企图恢复成汉政权，十二月东晋征西都护萧敬文又反叛，“据涪城，自称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汉中”，至永和五年（349）四月，这次战乱才为益州刺史周抚平定。据李敬洵先生梳理，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十月，前秦军队入侵巴蜀，与东晋争夺西南地区，至太元十年（385），西南地区的前秦军队才被完全肃清。《晋书?谯纵传》、《宋书?朱龄石传》载：安帝元兴三年（404），巴西郡人谯纵、侯晖等起兵作乱，次年，谯纵据成都称王，此次叛乱至义熙九年（413）始为益州刺史朱龄石平定。《宋书?刘道济传》载：宋文帝元嘉九年，广汉郡人赵广、帛氐奴等聚众反叛，攻占涪城，进围成都，拥立程道养为蜀王，至元嘉十四年（437），赵广之乱才被彻底平定。《梁书?刘季连传》载：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由于益州刺史刘季连的“严愎酷狠”，连续激起蜀人的大规模反叛，九月，“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晋原人乐宝称、李难当杀其太守”，次年正月，“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贼万余逼巴西”，六月，“江阳人程延期反，杀太守何法藏”，整个益州地区完全处于了一种战乱不断的状态之中。《刘季连传》又云：梁武帝天监元年（502），益州刺史刘季连起兵反梁，兵连祸结于成都及其周边地带，天监二年正月，刘季连降梁，此乱始平。又据李敬洵先生梳理，西魏废帝元年（552），魏军伐蜀，与梁军在益州展开争夺战，至恭帝三年（556），萧梁在巴蜀地区的势力被完全肃清，战事方告一段落。《周书?静帝纪》、《隋书?梁睿传》载：北周大象二年（580）六月，益州总管王谦以匡复北周王朝为名起兵反叛，十月，王谦兵败被杀，叛乱始被平定。
以上所列，尚仅仅是主要发生于巴蜀腹地的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战乱。至于规模小、延续时间短或发生于西南地区边缘地带的战乱，就更不计其数了。由此可以看出，东汉末年至南北朝这个阶段，西南地区的政局是何等的动荡。政局持续动荡，战乱频发，必然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后果就是经济衰退、手工业衰落、商业贸易阻塞及人口锐减等，比如两晋之间李氏六郡流民起义与晋王朝军队之间的战争，就导致西南地区“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的悲惨景象；又如齐末梁初刘季连之乱造成“益部兵乱日久，民废耕农，内外苦饥，人多相食”的人间悲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钱树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都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它最终走向衰亡，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经济的长期衰败，使钱树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
我们知道，钱树是厚葬风气的产物，厚葬习俗的延续和钱树的生产都需要繁荣的经济作为支撑。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钱树却逐渐丧失了来自于经济的支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上的长期分裂割据和战乱频仍，中国的社会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在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社会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严重摧残，使社会生产停顿，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城镇夷灭，过去曾是人烟稠密的工商汇聚之地，繁华富庶之区，转眼间已变得烟火断绝，无复人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一次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全国性的经济大衰退背景中，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亦未能幸免。蜀汉和西晋时期是西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由于长年的战争，经济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云：东吴孙休时，薛珝受命出使蜀汉，发现蜀汉境内已是“经其野民皆菜色”的状况。《华阳国志?后贤志》载：蜀汉灭亡时，巴地虽未经受战乱，却也出现了“巴土饥荒，所在无谷”的景象。《晋书?王长文传》载：在西晋号称“小康”的武帝太康年间，西南地区出现了“蜀土荒谨，开仓振贷”的局面。到李氏据蜀时，西南地区经济衰败的情形进一步加剧，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说此时“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到南朝时，这种情况并未有所改善，《南史?罗研传》所说的“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的窘况仍然存在。
在这种经济极度衰败的环境中，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谋求生存已成为首先要面临的大问题，很难有多余的财力、物力投入到钱树这类与生存无关的物品的生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钱树不再获得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采矿业的低迷，民间手工业的衰落，使钱树的生产再也无法获得原料、技术和场地的支持
受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经济衰败所累，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官府手工业日益兴盛，而民间手工业陷于极度衰落之中，处境日益艰难，几乎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二是冶铁业、金银器制造业、制盐业、造船业等手工业门类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也有一些手工业门类的发展表现出衰落的态势，如铜器制造业等；三是手工业生产内容转向，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奢侈品和军用品的生产，主要用于满足贵族官僚和军事作战的需要，而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几乎不再存在。在这种大背景下，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势，一方面在官府手工业中尚占有一席之地，但生产的方向主要是铜兵器、铜镜和铸造佛像及其有关器物，另一方面在民间手工业中则几乎完全退出了生产领域。这个时期，西南地区的手工业也日趋衰落，特别是铜器制造业和铜矿业的衰微尤为显著。两汉时，这两个行业在西南地区的官私手工业中尚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到两晋南北朝时，在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中已几乎难觅其影踪。西南地区铜矿业，从《南齐书?崔祖思传》所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来看，可能在蜀汉初期就已出现衰落的迹象，此后长期陷于停顿的状态，直到萧齐初年才又有重新大规模开采南广郡蒙山铜矿之举，但很快又因“功费多”而废止。而且，该地区的手工业亦日益为官府所控制，《晋书?李寿载记》载，成汉时李寿“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宋书?刘道济传》载，刘宋时，益州“府又立冶，一断民私鼓铸”；《南史?梁武陵王纪传》载，萧梁时，梁武陵王萧纪镇守益州，“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此皆为西南地区官府控制手工业之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的巨变，特别是西南地区铜器制造业和铜矿业的衰落，对钱树制造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首先，我们知道，钱树的使用者主要是无官秩的地方豪强，制造主要是在民间铜器制造业中实现的，那么，民间铜器制造业的衰落必然会导致钱树生产场地的缺失，无法得到技术上的保证；其次，由于钱树体通常是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需要相当数量的铜、锡、铅料，而此时铜矿的开采已陷于停滞的状态，使得钱树的生产再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材料供应；其三，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取向转为奢侈品和军用品，而铜器制造业转为生产铜兵器、铜镜和铸造佛像等，钱树已很难再度被列入官私手工业生产任务中去。基于以上种种情况，从生产的角度来讲，钱树的生产既得不到原料补充，又缺乏场地和技术的保证，那么它的衰亡就成了早晚必然发生的事。
（四）商业经营方式的官僚贵族化，经营内容的奢侈品化，使钱树再也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魏晋南朝时，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与当时战乱频仍、经济衰微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不过，这种繁荣乃是一种畸形、虚假的繁荣，主要表现在：“首先，以商品的类别来说，高级奢侈品占有整个商品的颇大比重，因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大；其次，以商业经营的形式来说，多系不同地区之间的长途贩运，商人获利多来源于地区差价，而不是靠丰富商品种类、提高商品质量和改善经营方式获得的，因而本质上无助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其三……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因而缺乏广阔的国内市场；其四，官吏、贵戚与皇族成员的经营商业，既限制了民间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又使商业与手工业更附属于封建的地主经济。”这种畸形的商业繁荣所带来的，“不是国力的强盛，而是农业与民间手工业的破坏和国力的衰弱”。
西南地区的商业，两汉、三国时曾盛极一时，到成汉时，受不断发生的战乱影响，一度陷于低迷。东晋攻灭成汉以后，一直到南朝，该地区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于官僚贵族的干涉，其发展日益显现出官府的色彩。如《宋书?刘道济传》云：刘宋时，刘道济出任益州刺史，“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并聚敛兴利，而道济委任之”，“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南史?梁武陵王纪传》云：萧梁时，武陵王萧纪镇守益州期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如此等等。
贵族官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经商，垄断商业活动，必然使得商业活动日趋官府化，从而造成官府商业日益壮大，民间商业日渐萎缩。官府化商业的最大特征是以牟取暴利、满足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为最终目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钱树这类丧葬用品自然无法再次成为商业活动关注的对象，从而丧失了来自于商业的助推力。东汉时钱树借助商业而实现进一步发展和传播的风光不再。
（五）丧葬风俗由厚葬向薄葬的转变，使钱树逐渐为丧家所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