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人小脚为美倒不是中国人一家的专利，我们在别的国家的民间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赞美女人小脚（天然的）的诗句。不过，让女人从小就把脚缠起来，不许它发育，甚至把一双好端端的脚弄成脚趾折断变成残废，倒是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本事。缠足无疑是中国男人的一种畸形的性心理的产物，一双裹得比较“合适”的小脚，在那时的男人心目中，是一种别样的“性器官”。《水浒传》里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偏要从将筷子掉在潘金莲的脚边，偷摸一下小脚开始，女人不在乎人家摸自家的小脚，那么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逛窑子的男人们，对于妓女的三寸金莲，往往要比身段和脸蛋更在乎。清代山西大同和陕西秦州的妓女，虽然相貌才情都平平，但只因为一双脚缠得好，照样宾客盈门。自明季以来，品赏女人的小脚，成为士大夫闲来无事、浅斟低唱的主调之一，“品莲”的艳词香曲，林林总总，如果收集起来当不在《全宋词》以下。清代的“顾曲周郎”李渔讲过，女人的小脚要“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有这样的小脚，才“觉依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与李渔同时代的方洵居然专门写了《香莲品藻》，细细地把三寸金莲排列成五式、九品、十八种，就差拿来嘴里嚼了。男人性心理扭曲到这个程度，不能说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贡献。理学盛行之际，“存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铺天盖地，结果往往是人欲灭不了，反而七扭八歪地疯长，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偏偏在北宋中期以后缠足才流行的缘故（尽管理学家自己并不主张缠足，而且禁止自己家的妇女缠足）。据说缠了足的女人，就不方便“淫奔”了，男人自然也看得住。仅仅帝王的倡导（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还不足以让老百姓闻风而从。虽说是“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士大夫也把“杨柳细腰”赞美了两千多年，可是老百姓家娶媳妇，并不会看中林黛玉似的弱风扶柳质。
缠足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女孩子六七岁就得缠足，否则就裹不成“三寸”了。晚清著名维新人士唐才常说：“方足之所缠也，必用新布紧束之，其着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铁刀撬上，痛必切骨，不三日必溃而成疮，不疮则脚不能成，疮极败烂，其肉尽化红脓，流出而后血枯、筋断、胫折、皮燥，足底乃折作两湾形。”这里要加一点注，唐所说的“胫折”不是腿断了，而是指脚的中指以下的三个足指折断，折断以后还要被压在下面，久而久之，变成了脚底的一部分。历朝历代，都有女孩子因此而被折磨死的“旧闻”。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种残忍的陋习，居然能够在中国流行了近一千年，而且非常地强固。满清入关，一是逼着汉人剃发蓄辫，二是强令女人放足。第一项费了点劲，砍掉了若干脑袋，推行开了，可第二项死活也推不下去，以死相拼的“烈女子”比比皆是，最后还是朝廷让了步。如果当年汉人都能以这个劲头抵抗满人，那么多尔衮肯定是束手无策。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都怪男人！当然，这话不错，不过把男人统统拖过来重责四十，好像也不尽合理。至少，还没断了有男人为女人缠足抱屈。清代的李汝珍为了给女人出气，在小说《镜花缘》里就设计了让男人缠足让女子玩弄的情节，五大三粗的林之祥竟然被缠得死去活来。而近代以后，从戊戌时期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倡导不缠足运动，到辛亥革命强令推行放足，多见的是男人上上下下忙活，相形之下女人倒没多少积极性。
近代妇女对解放她们的脚不那么感兴趣，一方面固然由于男人高喊不缠足不过是为了开发更多的劳动力，动机就不太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说话权利的成年妇女已经是“莲足”了，没有缠足的幼女，又不可能说什么。缠了足的女人发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突然之间就有人说不值钱了，心里头反而更多的是失落。况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缠足都是身份和教养的象征，因为似乎只有江南的一些穷苦人家非得靠妇女劳动才不愿缠足。
缠足的确是男权社会男人性权利极端膨胀的一个特例，在世界上，只有非洲某些部落妇女穿唇、生殖器割礼和缅甸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脖子上从小架铜圈的习俗可以类比。所以，当近代外国人因此而说中国人为野蛮人时，我们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真是无言以对。问题是，缠足这种习俗从开始到流行，并没有多少男人的暴力强迫，甚至连主意都是女人想出来的。从繁华的都市到穷乡僻壤，逼迫女孩子裹脚的，无一例外地是她们已经裹了脚的母亲。拥有一双缠得“合体”的“莲足”，无疑是那个时代女人的骄傲。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里种种“比足”的描写，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在缠足盛行的年代，无论是缠足的三寸金莲还是不缠足的“大脚仙”，都认为只有一双裹得小巧的脚才算是美。甚至到了民国年间，相当多“妇女群众”对于天足的意见还是“像什么样子，丑死了”。入鲍鱼之肆，不唯久而不闻其臭，而且反觉其香。这不仅仅是风俗化人、从众心理在作怪，女性以男性的性心理、以男人的欣赏尺度建构自己的审美框架，这才是“金莲意识”的三寸所在。千百年来，所谓女性的美恐怕绝大部分都是出于男人的意愿，而由女性自我塑造出来的三寸金莲也可以说是这种女性美的一个阶段性民族性的“成果”，只不过这种“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垮台了而已。
三寸金莲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或者正在走进博物馆，不过，金莲意识却没有消失。世界上浩浩荡荡的时髦女郎，不管怎样标新立异，争奇斗艳，拿脸蛋当画布，以身体做塑泥，大抵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不过在男人的性心理的圈圈里打转。像缠足一样自戕身体也不乏其人，君不见，那些前赴后继动手术往乳房里塞硅胶的女人们。前些时候，她们中的美国人获得了巨额赔偿，但是，被弄得一塌糊涂的胸部无论如何用美元是填不上了。至于一般性的自我折磨，恐怕就连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年年见、月月见、天天见了。
取悦于异性是人的天性，可是到了自我折磨的地步，也就违反了天性。大概最让人头痛的是，为什么偏偏只有女人自我折磨来取悦男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只能说，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是男人的。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四方面军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踅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学如何烧烟，烧烟泡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慢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泡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工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所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