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姓单的军官把我们让进安置所，我爸和刘玉庆跟他们怎么说的我们没听见，我们留在院里等候消息，大约十几分钟之后，那姓单的把我爸和刘玉庆送出来，我听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是第一步，我们这儿叫起义人员接待站，你们还得往前走，总站在兴隆山，我给你们开个路条，没有路条你们是走不了的。”于是他领着我爸他们到了另外一间房里，把路条开了。我们十四口人高高兴兴离开了这所接待站，跟姓单的同志挥手告别，沿着大道奔兴隆山去了。
兴隆山离长春不远，火车还在这里停一下，它是通往吉林市的一个镇店，别看离着长春那么近，我们从来也没来过，在行进的路上，我们遇上许多儿童团，站岗放哨，他们个个手拿红缨枪，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干什么的？”我们说：“去兴隆山接待总站。”“有路条吗？”我爸说：“有！”他们验看了一下，把手一挥：“过去吧！”类似这种情况遇上过三次。
好不容易才来到兴隆山，我爸找到兴隆山起义军接待总站，拿出路条和证明，登上了记，有两名小解放军把我们领到原来一个大地主的院里。这院子可真大，前后有三四层院落，但人也不少，犄角旮旯到处都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因为人多房间少，我们被迫安置到马厩里，这是一个充满了跳蚤和蚊子的世界，能把大活人吞食掉，唯一的办法就是点点火，用烟熏熏蚊子。眼前是一座大院，就是地主家的后院，还有几棵参天大树，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三三五五都在说着自己的事情。
我爸和刘玉庆也没闲着，刘玉庆说：“看来这回是没有问题了，他们也没发现咱俩是假兵。”我爸说：“谁知道？看样子是没事了。”刘玉庆又说：“你千万把番号背熟了，别一会儿三十团一会儿又三十八团的。”我爸点点头：“行行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
中午开饭了，解放军两个人抬着一个大盆，摆到院子中间，接着又抬来一盆菜，他们用铁勺敲着盆边说：“开饭了，上这儿来领碗，自备筷子。”于是我爸抱着我爬上树，大印二印也上了树，找那直溜的树枝掰下几枝来，把它掰折了做筷子用。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老倭瓜汤，虽然味道一般，但管够。
饭后自由活动，我爸跟那些人拉起了家常，拉了好半天这才回来，偷着对我妈说，我好奇也凑过去听，我爸说：“刚才我听说了，凡是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都得到黑龙江省密山去集训，也就是洗脑子。”刘玉庆一听就急了：“那家属咋办哪？”我爸说：“一律不准带家属，可能叫咱们自行安排吧。”这也就意味着全家人四分五裂，不可能走在一起了，本来我们死里逃生从死亡之谷来到这太平人间是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世上还有比死中得活的事更快乐吗？然而人心无止境呀！越好越好才越好！
到了晚上，成了蚊子和跳蚤的世界，咬得人根本睡不着，我身上全是大包，只好离开马厩在院里蹲着，我爸和我妈在房角一处背静的地方谈论着下一步怎么办的事。我爸说：“共产党讲究坦白交代，干脆，我找到总部去坦白吧，我根本也不是国民党军人，是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做的，他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难道这点儿事还能枪毙咱们？也不至于把咱还送回长春去吧，要不我去密山洗脑筋去了，你们娘儿几个怎么办？”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从犹豫不决到毅然决定，对！就这么办啦！
接下来我爸找到刘玉庆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他，刘玉庆边听边晃脑袋：“不行，不行，这可是犯罪啊！一旦坦白了，后果严重得很，这怎么能说呢？”我爸说：“反正我决定了，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刘玉庆说：“反正我是不坦白。”就这样难熬的一夜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依然是高粱米饭倭瓜汤，我爸带上我赶奔总部办公室。这好像是地主的东厢房，屋里很宽大也很整洁，外屋空无一人，里屋是一铺大炕，靠窗户摆着办公桌和电话。我们爷儿俩进去的时候，屋里边有两个很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怎么知道是军官呢？因为他们腰上别的小手枪就是证明。其中有一个躺在炕上，一个坐在办公桌边。我爸爸斗胆喊了一声：“报告！”那个坐在办公桌边的解放军愣了一下，问我爸：“你有什么事吗？”我爸回答说：“我是来交代罪行的！”躺在炕上的那个解放军闻听此言坐了起来，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问我爸：“你是什么人？要交代什么罪行？”可能我爸一宿没睡好，把词全都背熟了：“同志，我不是国民党起义兵，也不是起义投诚的，我从来就没当过兵，我是一个说大鼓书的艺人，祖孙三代都靠说书吃饭，为了逃出长春找一条活路，迫不得已，才伪装成国民党兵，不这样我们出不来，我犯下了欺骗解放军的罪，所以前来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