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课的那天，王老师一眼看见了我，就问：“你也不请假上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转学了呢！”看来老师对我家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我也不好说明原因，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单独找到王老师，向他介绍了我家发生的一切，王老师非常认真而且吃惊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他说：“人犯家不犯，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你还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话虽然不多，却温暖着我的心，使我对他更敬重更亲切了。
家庭的经济来源断了，我只好把过去买的那些大洋从抽屉的隔层拿出来，拿到大洋市场去卖，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在此期间全桂大姐曾数次到我们家，每次都扔几个钱，我三婶和三叔也给了我们家不少补贴，就这样维持着家庭的正常生活。我老妹妹小平突然病了，发高烧抽风非常严重，全桂大姐帮着我奶奶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打针又开药，虽然说度过了危险期，但始终没有痊愈，我奶奶每天是以泪洗面，每逢夜深人静，我睡不着的时候还能听见她的哭泣声。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难熬的一百多天过去了，有一天我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刚要吃饭，周组长兴冲冲来到我家，对我奶奶说：“明天开大会，你们得派个人参加。”我奶奶忙问：“开什么大会啊？”周组长晃晃头：“还不清楚，你们家明儿个派个人到北市分局，上午八点报到。”我赶紧问：“周叔，到底为啥？”周叔忙说：“不知道不知道，可能是你家的好事吧。”说完转身就走了，看他那个意思，他是知道情况的，但不敢说，恐怕粘包。
我和我奶奶一夜没有合眼，反复琢磨着这件事是吉还是凶，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我还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冒着霏霏细雨，准时来到公安局北市分局，按照周组长所说的地点我走进去，一看这么多人，男女老少有一百多位，一个个表情紧张严肃，我估计他们也是接到了通知的。几分钟之后，有个警察领着我们上了二楼，在楼梯拐弯处有一扇门半开着，我探头往里一看，第一眼就看见了我妈，在旁边坐着我姥爷，其他人坐了个圆圈，我全不认识。我的心怦然一动，真想过去叫声妈，但是领我们上楼的那个警察却把我们领到另一间房子里，他手里拿了个本子，像点名似的挨个叫着名字，有的答应有，有的答应到，还有的说来了，突然我听到那警察说：“王香桂王福义的家属来了没有？”我的身子一颤，马上把手高高举起：“来了来了。”接下来那个警察又说了些什么叫谁的名字我一句都没听进去，心里就想着一个问题，难道我妈和我姥爷要被释放了？今天是通知我们来接他们？那个警察点完名之后，让我们又回到院里，这时我妈和我姥爷随着人群也来到院里，也没有人看管，我赶紧迎上去，叫了一声：“妈！姥爷！”我妈好像有点不敢说话，用微小的声音问我：“你是来接我们的？”我说：“可能吧。”我妈又问：“你爸怎么没来？”看来我爸被带走的事我妈一无所知，我说：“在你走后的第二天我爸就被人带走了，说是带他去接你回家，可是到现在也没有音信。”我妈吃惊地问：“你爸也被带走了？”我点点头，这时有一个警察高声喊道：“大家别乱讲话，都排成一队，跟我走，咱们要开个大会，开完会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们冒着雨离开了北市分局，我夹在姥爷和妈妈的中间，妈妈边走边问家里的情况，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遍。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两只脚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晕晕乎乎，似梦非梦，心里还在不停地想难道这是真的吗？还是在梦中？看看身边的妈妈，较四个多月前分别的时候有点变样，脸上有点浮肿和发黑。我姥爷一步三摇，颤颤巍巍，要不是有人架着，就得摔到街上。说话间我们到了东北京剧院，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参加者能有四五百人吧，有的是罪犯家属，有的是过路行人，还有不少临时跑来看热闹的。一名警官首先登台，说了几句简明扼要的话，好像他说的是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些罪犯在押期间表现都很好，所以从轻处理，会开完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还让我妈代表罪犯讲了话，我妈声音极低，还有点儿嘶哑，就说了几句：“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从轻发落，把我们释放回家，今后我们一定好好工作，报答党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