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会儿虽然只有七岁，也不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但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得听日本人的话，中国人得挨日本人的打？我从来没看到过中国人打日本人，因此心里十分不平，有一次我们班里五六个被日本人欺负过的同学凑在一起，我们决心要报复一下，非得给这些小鬼子点儿颜色看看。你想想我又挨过日本人的嘴巴又被日本学生踢过一脚，新仇旧恨，怒火中烧。那几位同学在我的率领下制订了一个报复计划：一不能在学校附近下手，二有三个日本学生以上者别下手，最好打那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同学们都非常兴奋，我们的接头地点定在放学之后在十间房不见不散。
那时的十间房还是一条土道，土道中央还有一个王八驮石碑，碑文是什么没有兴趣看它，就听大人们说过这石碑是被大水冲来的，后来水撤了石碑就动不了，还有人说原来有一座古庙，由于战争的关系，古庙被毁了，就剩下了这一座石碑，至于是什么年代的事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就以十间房这个王八驮石碑为集合点。那天我们凑了五个同学，我是小头头，我们事先把书包都藏好，而后躲在石碑的后头。因为当时有许多日本住宅，很多日本学生从这里经过，一开始我们一看就傻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学生都是成帮聚伙，多者十来人少者六七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我们不敢下手，等了一拨又一拨，始终没遇上单行的和双行的，大伙难免有点泄气，正当我们要解散的时候，从石碑的对面来了两个日本学生，我一看心中大喜，来了，正是咱们需要的，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于是我们五个同学马上奔这两个日本学生冲了过去。那两个日本学生也吓了一跳，一看我们有五六个人，他们也没敢动，站在原地瞪着小黑眼睛盯着我们。我头一个走过去，把其中一个日本学生的帽徽胸徽一把扯掉，日本人的东西制造的就是精细，比我们的帽徽和胸章强多了，我还在他的左肩头打了一拳。其实日本人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他们也怕死也怕挨揍，所以他们没敢还手，我的一个同学打了另外一个小鬼子嘴巴，而后把他的书包给摘下来了，进行搜查，说搜查是好听，其实是翻翻里头有什么好东西没有，小日本的文具盒也非常精致，分上下两层还带着喷绘的图案，打开一看里面有五六支日本造的铅笔和两块带香味的橡皮，其他的都是教科书了。我的那个同学也不客气，把文具盒和铅笔都给没收了，又踢了那个小鬼子一脚：“滚！”两个小鬼子沉静了三五秒钟而后转身走了，在离开我们三四十步远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们半天，我们按着事先的计划作鸟兽散各奔西东逃之夭夭！我分了支日本铅笔和一块带香味的日本橡皮，回到家里那个痛快劲儿就不用提了。
这件事我没敢跟父母说却跟我两个师姐说了，我还拿出胜利品在她们面前显摆，我大师姐月梅已经十六七岁了，知道的事比我们多得多，她说：“兄弟你可惹了祸了，那些鬼子能善罢甘休吗？回去跟家长一说肯定得找你们，真要把你给逮着，不光你得受罪，连师父师娘也得跟着倒霉。”我听了之后，高兴劲儿一扫而光，随之而来的是害怕，师姐说得太对了，我又恨我自己为什么干这种蠢事，这要叫小鬼子抓住可怎么得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风平浪静，并没有出现任何风险。尽管如此，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把胜利品都塞到煤堆里了，既不敢使用也不敢随身携带。这件事始终没有露馅，日本鬼子虽狠，但在茫茫的人海中上哪儿找我们去，再说我既不是小兵张嘎也不是红孩子，就打过那一次日本人。这偶然出招是很难被发现的。
转眼间寒假到了，有一天父母带着我去一位朋友家串门，此人姓王叫王庭合。当时十分了得。他家是开铁工厂的,家资巨富，王某与俄国人日本人都有交情。因为他是我母亲的粉丝，他爱听书，再三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碍于情面我们只好去了。他家住在沈阳的一经街，这趟街号称富人街，都是一栋一栋的小独楼。王家更是有气魄，住着一处蒙古包，所谓蒙古包就是一个房顶下面分着十几个房间，院子里有仓库有秋千架还有滑梯；使奴用婢足有十几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