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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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3)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 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根本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当然臬司老爷也就没有了自杀的借口。也有消息说,其实是有人想来杀他的,但被拦住,说是不给他机会。根本原因是,一个按察使衙门,没钱,也没有兵,革命了,要忙的事很多,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了再说,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里就,时间一长,耐不住了,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老婆、小妾都不肯,殉节肯定没戏了。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在革命党的忽视和他的妻妾起哄下,化为乌有。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但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的传里,修史者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投井的好汉,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没准此公是穷困潦倒,没人理才死的,正好赶上鼎革之变,顺便造个由头报上去,也是好事者们常做的好事。不管怎样,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死的光荣,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实在不行,只想到走。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了。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