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考期之前，考生们就从各地赶到京师，先将自己平时的诗作投向有文名的达官贵人，也有直接投给考官或者礼部的。投给考官和礼部的叫“公卷”，投给名人巨卿的叫“行卷”。一般来讲，通过名流向考官推荐，效果更好些，所以，“行卷”更为流行。在那个时代，所有名流都很乐意做伯乐。如果发现了真的才子，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推荐。韩愈就大力推荐过李贺，有些人认为李贺要避父亲的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还为此做文章辩驳。还有的时候，某些人诗名特盛，用不着行卷，还未考试，实际上大家已经认定他是状元了。不仅考官以为如此，考生也有同感。比如王维是公认的才子，考前就被定为第一名，结果也就是第一。
大诗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门下，顾见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君何居易？”后来，读到白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击节叫好，说：“有才如此，居亦不难。”
李贺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韩愈看，正赶上韩愈送客回来，非常疲倦。门人把李贺的诗作呈上，他已经准备就寝了，一边解带一边看，当读到“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句，来不及系上衣带，连忙下床将李贺接了进来。后来，因李贺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晋”字，跟进士的“进”谐音，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考试。
这种行卷的规矩，必须建立在士林道德水准比较高，考官和有力量推荐的人都能出于公心的前提上，否则，就会流为贿赂和舞弊。有唐一代，人们对于科举非常看重，无不将之视为关系王朝命运前途的头等要事。别的事情可以马虎一点，掺点私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敢乱来，否则不仅当时弹章交集，而且还会遗臭万年。甚至连皇帝推荐的人，如果不够格的话，也不能随意录取。此外，由于唐朝诗风大盛，考官和推荐者也是诗人，他们对自己诗名的看重，不亚于生命。如果胡乱荐人和取人，那么对他们自己在诗坛的名声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在唐朝绝大多数时期，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虽然也因为各种原因遗漏了一些人才，比如李白与杜甫都没有中进士，但大多数出名的诗人还都是进士出身，大多数的贤臣能吏，也是从进士科里冒上来的。
玄宗朝，有王如泚者，其岳父为玄宗方伎供奉，深得皇帝喜爱。是年王如沘应试，其岳父求玄宗让女婿及第，玄宗答应了，于是告诉礼部本科考试让王如洸及第。礼部负责考试的侍郎（知贡举）将此事告知执政的宰相们。宰相问侍郎，王如沘文章如何？能够及第标准吗？侍郎答道：介于及第落第之间。宰相于是说，若是如此，就不应该让他及第。明经、进士考试，是国家取才大典，若单凭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轻易把功名与人，那么以后将怎么取才？随后，宰相即将此事告知皇帝，取消了成命。而这边，王如沘以为已经得到了皇帝允准，在家中大宴宾朋，忽然听说原议取消，大为丧气。（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
4．科举与学校
隋唐的学校开始跟汉代不太一样，儒学的学习虽然占了主要方面，但属于应用学科的学校也不少。既有学医卜星相的，也有习律、习算和习字的。各种专业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这表明，经过玄学的变异，佛学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的交流与文化引进，使得汉代经学笼盖一切知识的局面被破坏了，价值追求有多元的迹象。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多样的知识也有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的可能。
隋唐时期的学校可以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也可以分为儒学的和技术、杂学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京师，由中央政府（国子监）出面办的儒学学校，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是国子学，招收皇族嫡系子孙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弟。第二等级是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第三等级是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和有散爵者的子弟。有时兼收庶人子弟中的优秀者。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学校，如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额员30人，只招皇族嫡系子孙以及皇后、太后嫡亲子孙，以及宰相之子。还有东宫所属的崇文馆，额员20人，招生对象与弘文馆同。这种学校师资好、待遇好，有时连公主的儿子都进不去。
京师的第二类学校是属于技术性的，有律学、算学和书学，分别以学习法律、算学和书法为主。
京师的第三类学校属于杂学类的，主要有太医院的医学、太常寺的卜学和太仆寺的兽医学、司天台所属的司天台学（天文历法）等等。
地方在州县两级均设有儒学性的官办学校，是为主流，但有些地方也办医学学校，专为培养地方医生之用。
显然，这种学校的分布，虽然依然是以儒学的学习为主，但各种技术和杂学，也有一席之地。不至于让所有人都拥挤到一条狭窄的官僚小路上去，可以使社会需要的各种学科进一步专门化。可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前现代社会，做官毕竟是一个最稳定、收益最好，同时获得社会荣耀最多的职业，所以，学习以文科知识为主，有利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考试的学校，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都纷纷涌向这些学校，使得这类学校无论从场地、师资和经费上都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学校不断上台阶。而相形之下，那些技术和杂学类的学校则一天天地萎缩。最终，中国失去了在一个最好时机实现学科专门化的可能。
5．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试内容上，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将全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不仅使官僚制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离心离德的可能。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
当然，推行科举制的结果，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扫荡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虽然隋朝统一以后，世族已经处于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政治依然阴魂不散，对于这种导致君权式微的政治社会状况，皇帝自然不能容忍。自隋朝以来，皇帝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世族残余势力，尽量打破人们过去的门第观念。但是，到了唐太宗的时候，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依然按从前的规矩，将北方的所谓第一大族的崔氏列为第一。受了皇帝的申斥，才将皇族排在第一，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不按现任官僚的地位来排列氏族。可是，科举实行多年以后，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只要读过书，有相应才华和才能，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虽然旧世族还有些残存的文化优势，但随着唐代文体形式的转变，文风的转移，六朝华丽的文风不再受欣赏，骈文和大赋也不再有市场，而且进士考试说是诗赋并考，但实际重视的只是新兴的诗体排律，旧士族的文化优势也就逐渐消失。当然，唐代的政策其实是对现任官僚实行优待的，中央国子监系统最好的学校，都只对中高级官员和皇族开放。但是，由于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出来的，学校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诗才的影响并不太大，所以，科考并没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开大门。从那以后，历朝历代，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唐代以后，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在考试上见功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宋代开始，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世族。
科举制的推行，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唐朝诗歌的兴盛，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关系。唐诗繁盛，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上超越唐人。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头号帝国，其文化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所以唐诗也传播到了世界，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喜爱的文化形式。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留学，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
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随着科举推行，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一个人无论门第高低，拥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才有受人尊敬的资本。由于机会对更多的人开放，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人学诗的也越来越多，印刷术从此普及，书变成了一种商品。不仅男人能诗，女子也能诗，有些能诗的名妓甚至让科考的佼佼者惭愧。好诗随着人们的传诵，歌儿舞伎的吟唱，很快就传遍全国。能诗的人，即使没有官位，在乡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
更重要的是，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的阶梯，从乡村一直连到庙堂，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
科举制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知贡举的考官，往往通过考试，与所录取的考生结成师生关系。而同年被录取的人，则形成了“同年”关系，进士们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师座师，视之为知遇者。而同年也是一种非常强固的纽带，在官场上，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形成网络，相互攀缘，人称“朋党”。虽然皇帝一般对此都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种由科举产生的朋党关系，在官僚帝国里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农业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脱离了农村之后，往往要依托某种类宗族乡土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活动。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
当然，科举制的推行，对历史的发展，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这种状况，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文字书写、文学和道德讲求上。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以至于今天仍旧余波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