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戊戌前的政治格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中日这两个后现代化国家，各自学习西方的成就在直接较量中得到了检验。残酷的现实让中国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一个一向为中国人瞧不起的小小岛夷，居然就是因为学习西方学得比中国好，就打败了中国人，而且让中国人败得非常之惨。花上千万两银子堆起来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战前国人颇为引以为豪的湘军和淮军也是一败再败，连一场像样的小胜仗都没有，害得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连起码的还价资本都没有。
当然，更为刺激中国人的是，从此以后，中国有了一个能够将自己打得一败涂地的紧邻，而且这个紧邻对灭亡中国非常有兴趣。自从日本将中国打败，拿中国作为上升的垫脚石之后，中日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甲午之战，不仅让中国付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赔款，而且吞掉了边界基本定型后的两大块国土（其中的辽东经三国干涉后，由清朝政府赎回），也就是说，甲午战争让中国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从西方只要利益、不要国土的梦幻中醒了过来。
人们公认，甲午战争是中国士大夫普遍觉醒的转折。这个转折促进了学习西方和日本的热潮的到来，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见其高，其中声音最响的是来自广东的一群士大夫，他们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不过，讲求西学呼吁变法的人们实际上并不只有这群人，在北京，在东南沿海，这样的士大夫还有很多。使变法成为潮流，最后影响到中枢，应该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对亡国的威胁，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无论是光绪帝还是西太后，都感到了亡国的危机，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光绪的态度已是众所周知，其实西太后当时也多次表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写得好）。清朝皇室传统的责任感，不仅作为皇帝光绪有，作为太后的那拉氏也有。当然，具体怎么变，他们并不清楚。我们应该承认，尽管国家危亡，但不愿意变法的人还相当多，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因循苟安之辈，一个王朝到了晚年，这种人就更多。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人已经不能像19世纪60年代那样推出自己的领袖，甚至连像样一点的反对变革的说辞也拿不出手了。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百弊丛生，太平天国之后的地方导向的改革，虽然使中国出现了某些新的因素，但没有使中国出现新的中产阶级，更没有触动旧的政治体制，反而因新旧转换导致体制上的摩擦和裂痕，旧官僚系统的状况不但没有因改革而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卖官鬻爵已经制度化，人们在买官之后，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还要买排队的位置。一个官缺，至少有几十甚至成百上千个人在候补。买官的钱，只有少量归入国库，其余的都被当事者中饱私囊。作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核心制度，科举制也已经退化，不再能胜任官僚制选才和更新的需要。经济状况也是如此，原来的官督商的工商业，日益暴露出官方干预的弊病，经营逐步恶化。对日巨额赔款，又使中国背上了数额庞大的国际资本的高利贷。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关头，然而改革的条件却相当不好。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变革，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忧，就是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西太后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已经牢牢把握最高权力35年。但是，她的掌权却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只是因为伦理结构和体制之间不可避免的缝隙，才使得一个女人变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皇帝。为了继续做这个事实上的皇帝，在她亲生儿子同治死的时候，她居然甘冒家族之大不韪，不为同治立嗣，选择了与同治平辈，年仅4岁的光绪作为养子继任皇帝，为的就是能够继续垂帘听政。但是，这种举动，还是引发了一场政坛风波，一个昔日的言官吴可渎竟然以死相谏，西太后费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然而随着光绪的长大成人，朝廷上下，要她归政的压力越来越大。光绪1889年亲政之后，不仅朝廷舆论，甚至连懦弱的光绪自己，也指望着早日执掌大权。可是，尽管住进了颐和园，西太后却并没有放弃权力，依然在遥控朝政。结果，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批评的矛头也依然指向西太后。不仅言官说三道四，就连举足轻重的地方大员刘坤一觐见时，也委婉地批评她不该信任宦官。
在这种情形下，西太后只能再放一点手，一任光绪在前台执政，包括主持变法。后台的西太后虽然把握着最高权力，可是光绪毕竟是合法的统治者，所缺乏的只是经验和事功。如果变法成功，那么光绪所缺少的就自然得到了补足，而西太后再继续控制权力的可能性就会丧失。
在传统政治结构里，权力是使政治人保持鲜活的春药，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在世的皇帝肯放弃权力和平移交的人，凡是做太上皇的，不是被逼无奈，就是名让实不让。西太后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做了35年的皇帝，让她在有生之年放弃权力，在传统政治的视野里，的确是件难事。西太后虽然是个精明而且擅长权术的统治者，但毕竟受教育不多，她的知识基本上是她所喜欢的民间戏剧给予的。她不仅有一般富贵女人所有的恶习，贪求功利，而且眼界狭窄，只有粗鄙的戏剧意识，所以，指望她在清朝政治的转折中有更好的表现，应该属于意外之想。
不幸的是，中国第一次自上而下的中央变法，就发生在这样扭曲的政治格局之下。
2．变法的制度意义
戊戌变法期间真正变制内容其实并不多，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变法百日内所推行的变革内容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机构裁并。在中央，是将原本就属于机构阑尾的各个监、寺如詹事府、太仆寺之类的机构裁撤。在地方，则是将本来就没有什么用处的漕运、河道总督裁撤，把与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撤。二是奖励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打破了原来对民间工商业的政策限制。三是以新的行政思路，修改各个中央机关的办事规则。四是广开言路，鼓励臣民直接上书给皇帝，突破了原来只有四品官才有资格给皇帝直接上书的限制。五是教育改革，设立京师大学堂，第一次在京城设立国立西式最高学府，与从前的同文馆有本质不同。同时，鼓励民间兴办新式学校。六是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最后一项也许是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举措，牵扯到最广大的农村知识分子的利益。然而就是这样足够温和的改革，也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机构的裁并，尤其是河督和漕督衙门的裁撤，使得一大批借此谋生的旗人丧失了牟利之所，激发了旗下政治中最为恶劣的风潮，而本来就不甘心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旗人的哭诉和鼓动下，对变法日益反感。
从表面上看，戊戌变法跟传统意义上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的变法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其中的官制变革，实际上都是清朝政府早就应该改而没有改的，即使最为“激进”的废八股之举，也是士林舆论呼吁了多年的，人们早就有思想准备。这种变革，按说没有突破西太后的底线，就是国内大多数偏于保守的士大夫，也是能够接受的。真正令西太后不能容忍的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另外两个因素。
首先，令西太后周身不快的是光绪的另起炉灶之举，即所谓开懋勤殿和设立制度局。西太后明白，虽然这些新设的机构名义上只管改革，但倘若真的设置了，就等于另立军机处，原有的机构就会被架空。旧系统是她的，新系统是光绪的，只有通过旧系统她才能够从中驾驭，如果新的取代了旧的，自然也就意味着她对朝政的控制不复存在。加上光绪借口阻拦臣民上书，未经她首肯撤掉了礼部六堂官的职，在军机处掺沙子似的加上四小军机，因此西太后有理由认为，光绪的夺权行动已经提前到来了。
其次，虽然变法动静并不大，但朝野上下的维新派所造的变革声势可不小。虽然朝中变法连行政改革都谈不上，但《时务报》关于开议会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让士大夫家喻户晓了。一些易服剪发的社会变革议论，康有为自命圣人的托古改制的舆论鼓噪，都过分地刺激了保守士人和朝官的神经。不过真正让西太后感到愤怒的是这些变法舆论制造者们卖力的扬帝抑后的鼓噪。康有为等人当时对政治有一种从传统继承下来的道德惯性，把变法的希望，全数压在并没有实权的光绪头上，屡屡建议光绪“乾纲独断”，明显要排斥女主当政，结果是越发刺激了权欲甚重的西太后。
其实，真正令变法迅速失败的，还是那不幸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只要西太后不肯放弃权力，而且又无法直接主导变法，那么变法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失败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罢了。变法最终以激烈暴力对峙的形式失败，西太后发动政变，事实上对于清朝和西太后本人都是一个悲剧，戊戌政变的结果，使得西太后和朝廷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后转，趋向反动。一连串向后转的大动作，不仅违背了原先现代化的初衷，而且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在手里没有多少牌可以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最后竟然利用义和团的迷信与西方对抗，围攻使馆，与列强宣战，无端地使国家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当然，戊戌维新对于中国制度变革并非没有意义。从旧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士大夫，经过几年办报、结社和办学的经历，毕竟在中国第一次演练了西方政治的某些过程，也经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开会，什么叫做表决，什么叫做议案。康梁维新，虽然没有战胜中国顽固势力，但却在思想上启蒙了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了思想上的康党。戊戌后的反动虽然黑云压城，但向往变革却成为此后的潮流，任谁人也阻拦不了。只是，经过戊戌政变和庚子年的反动后，不仅中国自我改革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得过于恶劣，而且清朝政府经此反复，犯下大错，历史留给朝廷的合法性空间也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