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王支书并未像我预想中的那样吓一跳。只是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胖乎乎的脸蛋看起来就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蛋。她眉头紧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看了看我俩，又看了看那本破笔记。最后，女支书叹了一声：“碰到你们两个小官人真是我王菊芬倒霉，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可是有悖于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信仰啊。”
我赶紧拍马屁：“王阿姨，我看书不多，但是在电影里看到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能够抛头颅，撒热血，从小便是我的楷模。我现在并不要求你舍己为人，而是跟我们说说这笔记本的来历，为的也只是能救我爹，更是为了拯救整个村子的人民。”
女支书说：“你这小滑头，竟然还搬出大道理来压我了，属猴的吧。”我点点头，女支书说：“我倒怎么看你有些亲切，果然是属猴的。哎，我有个侄子也是猴，虽然比你小了一轮，才七岁，但是也一样的机灵，我最欢喜的就是他了……”
猩猩哪壶不开提哪壶，问：“那你侄子呢？”
女支书默不作声，我狠狠瞪了猩猩一眼，又跟女支书说：“王阿姨，你就别难过了，我们虽然人少力单，但是拥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知己知彼，就能百战百胜。哪怕真是条毒龙，恶龙，也有办法杀死它，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报仇雪恨。”
女支书接过我手中破笔记，一边抚摸着纸张，一边开始了回忆。
事情还要追溯到20年前，也就是1955年。这年春天，黄花山村村委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中年男人，穿着一套蓝色的工作服，矮敦敦胖乎乎，秃着个顶，怎么看都像一只竖放的鸡蛋。不过那男人鼻梁上却挂着副眼镜，说起话来也慢声细语，斯斯文文的样子。这男人来到村委办公室，从挎包里掏出一份介绍信，自称董鑫鸿，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这次主要是来做一个温带和亚热带低海拔植被研究的课题，所以来江浙一带采集一些植物标本。听说黄花山村不但历史悠久，自然风貌也一直保存良好，所以特意赶到这里来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一些新的物种，从而填补这方面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