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曾藏有一钮“写不成书”印章，是鸡血石的。起先并没太留意，直到二〇〇八年，我们决定毁掉已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第二稿后，这钮印章和印文竟鬼使神差地跳到我们眼前，于是我们天天看着这钮印文责问自己：是真“写不成书”，还是传主对我们有所暗示？
经过数月的苦思和反省，终于悟出前两稿所写不满意的原因。除了一开始的思路有偏差外，还和对写作材料的理解不够深以及对史料之外的情况掌握不足有关。尽管从二〇〇五年四月起，到这年年底，我们与何澄在世的子女走访了数遍，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幸存下来的几百封老书信、几百件书札和几百张老照片，但由于没有寻到正确使用这批史料的方法，所以不能认识，不能定评，更不能较为准确地还原传主的历史活动场景。这是“写不成书”自省出来的第一点。
第二，单凭已是奇迹的、幸存下来的这批传主史料，也绝写不成书。因为这批史料是没有一点可以怀疑的，但是互不联贯我们不能对这些史料进行哪怕是局部的一点“翻修”，更不能对其进行“拆迁改造”！但如果找不到相对应的历史背景材料，据实翻拍出来的传主不是觉得空洞无物，干巴巴的没有血肉，就是感到怎么也不像一个真实的传主。
于是，我们试着重头做起。开始动员一切人脉资源寻找传主本身之外的一切史料，哪怕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一句话，一个段落，只要是真实的存在，都广加搜罗。这种工作一直进行到二〇一〇年方告基本结束。当我们试着把这些搜罗回来的、经过反复分析比较的史料和传主本身的遗存文墨拼接了一下之后，我们异常兴奋，像是真的找到了传主当年收下、或刻下这钮印章的出处——传主在每个历史阶段的面目都渐渐清晰起来。此时，我们才猛然醒悟——原来“写不成书”的症结出在这里！
在断断续续写作开始后，又遇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一手的史料和传主上下及同时代人的材料太多了。一本书里，这个也想写，那个也想写，东拉西扯，什么也写不深，写不透，还是“写不成书”。直到二〇一〇年夏季的一天，和韩石山先生小酌之后，请他前来家里聊天。我们与他说起这种苦恼，韩先生马上说：“嘿嘿，这还不好办！祖宗是祖宗，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分开来写，不是很好嘛。”人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怎么笨到这份上呢！为何就不会往这方面想呢。于是决定把原来的一本书，分成《科举世族：灵石两渡何家》《何澄》《何泽庆纪念文集》即按“祖宗”、“老子”和“儿子”三辈分别来写。
结构问题解决后，我们商定了一个说起来易，做起来实难的五条写作原则：
一、尽量使用传主本人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使用自己未加分析研究过的转引资料。
二、尽量找到传主生前所写诗文及相关报道的原发报刊，绝不使用从网上扒下来的任何章句。
三、尽量做到对传主的历史复原，真实可信，绝不凭片言只字，就对传主的某个历史片段妄下结论。
四、尽量客观叙事，对传主的所作所为，不妄作评价，避免出现“我”、“作者”、“笔者”、“我们认为”等字眼。
五、尽量使用传主本人旧藏或其子女、亲属提供的信札、历史照片等文献，绝不使用未经授权的或来路不明的任何信札、照片等文献。
现在这本书形成这个样子，自问还是坚持了上述几条原则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万难之后，较为完整地写出了这本书，全依仗我们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写作团队的支持，没有他们，绝不会有这本尚算及格的书。
传主子女：
何怡贞。是我们最先拜访的。她对我们写作的关切，大到所有保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的复制，小到我们到她弟弟妹妹那里可能因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而遇到窘迫的事该如何面对，都替我们想得周周到到。至今想起，仍然感到浑身充满着暖意。我们在何怡贞家里采访了五天。有一天突然下雨，因找雨伞耽误了点时间，进了家门，何怡贞坐在轮椅上已在门口等我们：“你们迟到了五分钟。”这句话，我们铭记永远。最后一天，何怡贞在家设宴请我们吃饭。不断地用公用匙子往我们盘里放她见我们爱吃的。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对生活如此乐观，对晚辈如此关爱，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遇到。
何泽慧。何泽慧不接受访谈。从不谈自己是如何如何出了名的。但我们第一次（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中关村中科院那幢著名的小灰楼，她是请了假（此时，何先生仍然上班）专等我们的。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有了何怡贞的事先提醒，我们马上应对：“您那么大的名气，也不需要我们来写。我们是想写您父亲。”何泽慧听后脸色和语气马上变了过来：“噢，写我父亲……我父亲对我好。我父亲为国家做了不少事。阎锡山、徐永昌特别佩服他。不管现在怎么评论阎锡山，但有两点，我是说他好的。一，他不崇洋媚外。二，他肯资助女生留学。我从清华毕业后，军工署因我是女生，不要我。但阎锡山当时有个留学政策：每年资助三位女生出国留学。但有两个条件，私立大学的学生不资助，教会大学的学生不资助。我刚好是国立大学的，所以他肯资助我出国。我说阎锡山不崇洋媚外，就是从这点来的。”我们的访谈渐入佳境，从进门右手的饭厅和饭桌边移到对面的会客厅，即温家宝总理每年都要看望她时那个堆满旧物的客厅。当我们发现里面有几件旧家具时，就问：“这家具您用了多少年了？”她说：“那年代可长了。还是我父亲当年在王大人胡同时家里用的。后来那房子卖掉，东西都放在亲戚家。等我从法国回来，就把有些实用的搬回来用。”何泽慧见我们用相机拍这几件旧家具，她好奇地问：“这破家具还有用啊？”我们说：“是啊，您父亲是以文物收藏家闻名南北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件他的旧藏，从您这里看到了，要拍一拍。”她听我们这么一说，来了兴趣：“来来来，我里头屋还有几件我父亲的旧物。”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她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数次提到没时间弹琴的那架钢琴，还有摆放在钱三强书房里使用的一个非常阔大的紫檀桌案。当我们试图拍下这张书案时，却发觉上面全是钱三强的遗物，甚至连他突然逝世前所记事的日历都停在那一天那一页。我们感到无从下手，于是掀开台布，想从底下照个侧面就是了。但何泽慧却提议：“咱们把东西搬下来，这样拍出来才好看。”我们几乎惊呆了，等缓过神了才觉得这样不妥，一是何泽慧已是九十三岁高龄，如何能搬得动？二是这书案呈钱三强临终前的原貌，搬动了再放上去，会破坏真实性。我们赶紧说，就这样拍拍侧面就挺好的。何泽慧说：“这样行吗？”我们说：“足可以。”她就帮我们掀起桌布，直到我们说“拍好了”才松手。此后，我们又多次前往，每一次出来，她都会站在二楼北面的窗户前，看着我们离去。当我们渐远后，回头再望时，她还在窗前看着我们。这个身影，我们终生难忘。
何泽涌。他在山西医科大学工作，现退休在家。因为地利关系，我们相识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每晚八点准时前往，有时一直要谈到十二点。谈到尽兴，往往忘了时间——告别时，已是凌晨时分。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少时就有习作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晚年更遵太史公笔法，没有的事、渲染的事、空头讲章的话，他是极反对的。故不轻易动笔。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不苟的精神。
何泽瑛。我们没有想到经历了多少文化劫难，她还视父亲的那些“破纸头子”如自己的生命，守护着不舍！我们在她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边谈边把全部老书信、书札及杂物都拍了下来。之后，又约定到北京，一同到何澄墓地扫墓、看望骨折住院的何泽慧。我们亲见何泽瑛每天亲自在她小阿姊家做好小阿姊爱吃的苏州饭菜送到北大医院，边说着苏州话，边一口一口地喂她的小阿姊，心里真是充满了敬意。
何泽源。何澄子女中唯一一个被遣返回灵石两渡镇劳动改造的。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面前，我们没看到他有任何的抱怨，仍是谈笑风生。除了得到许多有趣的旧事，在何泽源家里还吃到了最纯正的炸酱面。那菜码真叫齐全、地道。本来约好，下次再来谈。遗憾的是，过了半年，这位当年风头很劲的老人，竟然是我们开始访谈后第一位逝去的老人。
何泽诚。我初访何澄子女时，他正在新西兰。从此之后，他年年回来都专程到太原来。有一次还住了一周，专门为我们辨识老照片上的人是谁，老信件的某件事某个人是怎么回事。最为令人感佩的是，他头一次来，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写的。要写也只有抗战时期，父亲把我们兄弟五人全部送到大后方这一件事。二〇一〇年，我们与何家第十八世孙何文苑带着灵石两渡中学的校长、各科教学骨干老师到何澄曾任校董的原振华女中、现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进行教师学习交流活动。返回上海，何文苑孝敬四爷爷何泽诚，送给老人家一笔钱。他说，我的退休钱足够，这个钱我是不能收的。如果你非要送我，那我收下，请你捐给两渡中学。
传主孙辈：
何长孝、陈鸣远夫妇。何泽明子、媳。夫妇俩均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双双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何泽明生前拍摄的众多颇具艺术水准的老照片，为本书补充了很多形象的史料。
何安泰。何泽涌长子。我们在无数次的夜访时，总能碰到他陪伴着老父。他因不善交际，往往用他自己的方式支持我们。有时，在我们与何泽涌交谈时，他会说出一两句让我们不得不有所注意的善意话语。
何为群、王晓瑾夫妇。何泽涌次子、儿媳。我们相识得最早——一九九四年。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也没有机缘写这本书。在开始进行访谈的初期，何为群把我们一家一家领进门；在写作过程中，“有困难找为群”，已是我们习惯性的想法。他的穿针引线作用功大莫焉。因为何为群太能招呼何家的事，所以王晓瑾并不怎么出头露面。可在幕后帮助我们的两件事，却不能不念：一是，当我们想到山西省档案馆阅看稿本《阎锡山日记》等馆藏档案时，是她亲自为我们联系了山西省档案局局长阎默彧。在阎默彧局长的特批下，王晓瑾在头一天就找到了何澄写给阎锡山的一封信和一首诗。二，今年春季，我们的头十章初稿出来，王晓瑾以她对文字特有的细腻和对某些段落的不同看法，给我们提出了是否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更好些的建议。在此，我们对山西省档案局局长阎默彧档案本该为学术服务的气度，表示诚挚的感谢。
何长涓。何泽诚长女。我们发生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何泽诚解决时，都是通过她来记录，再传回给我们。当我们写作发生困难，有时实在卡住，写不下去时，是她积极给我们减压，并相告诸亲友，不要催促我们，让我们宁可慢点，也不要像赶工程似的赶出来一本豆腐渣一样的书。
庞书田、何长慧夫妇。何泽诚女婿、次女。何长慧在新西兰奥克兰。在当地有脑算快过电脑、准过电脑的美名。何泽诚在奥克兰时，她为我们记录下何泽诚往事回忆的东西甚多。庞书田，早年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故宫的法帖，他大多都亲手摸过。后移民新西兰。近年常居北京。是名满京城的书法家、篆刻家。他对我们写作本书，所提建议最多，交往最频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建议是：“爷爷收藏古物，只是玩玩而已。你们只打算写他文物收藏，这恐怕不能算是他的一个完整人生。”（我们毁掉写何澄文物收藏的第一稿，就是因不知传主尚有比收藏更重要的许多事。）
梁科、葛运培夫妇和葛运健。葛运培和葛运健是中科院院士葛庭燧和物理学家何怡贞之女之子，都出生在美国。我们得到的第一批老书信、老照片，即是由梁科、葛运培夫妇提供给我们的。在此后的写作过程中，但凡我们需要的史料，无论什么情况，都会及时快速地通过电子信箱或快递邮寄给我们。尽管本书使用的这批老书信不多，但为我们以后几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这是我们特别要感谢的。葛运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这批老书信带到上山下乡的地方随身保存，尤使我们深感敬佩。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葛运培、葛运健、梁科把当年外公送给何怡贞的一幅张大千所作《春酒松竹梅图轴》，无偿捐献给了苏州博物馆。在当今竞相投资名人字画的狂潮中，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把这幅名画的最后归宿落户到国家典藏机构，令我们再生敬意。
钱祖玄、钱民协、钱思进。三位是钱三强、何泽慧长女、次女和儿子。我们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给予多方热情的帮助。尤其是钱思进，为我们准备编辑出版的《何泽庆纪念文集》，认真核校了六篇物理学方面的论文，减轻了我们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担忧。二〇〇九年夏季，有一件事对我们触动特大。我们问钱思进，你在欧洲对撞什么呢（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在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地区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钱思进在这里工作）？他说，就是寻找新物质。我们又问，难吗？他说，总之比你们不据事实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难。我们小数点之后的无数点点点也是要计算精确的，要不，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话题，我们又谈到人物传记写作。他说，居里的女儿艾芙·居里在写她妈妈的传记时说：“我没有讲述我不确定的任何一件奇闻轶事。我没有歪曲任何一句重要的话，甚至没有杜撰任何一件衣服的颜色。我写的事实都确实发生过；我引用的话也都的确说过。”这种严谨诚实的写作态度，才是真实的。和钱思进的这次见面，让我们感到很脸红。
刘意达、刘心恬。刘意达和刘心恬是何泽瑛的长女和次女。在我们写作此书的后期，刘意达对上百张老书信的翻拍和技术性的修整贡献巨大；刘心恬则对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件请何泽瑛证实一下的细节，没有一次拖拉的，都是在我们所期望的时间内给予清楚的回复。
何元信。何澄侄孙。他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灵石两渡何家后人的情况，并送给我们何澄胞兄何厚吾旧藏《辽南征戍图册》。没有这本图册，就不会有剥开历史迷雾的第二章。本书中，使用他的文物图版甚多。
何长旺、何长瑞。灵石两渡何家第十七世孙。何长旺为我们提供了光绪八年刻本《何氏族谱》，道光十五年乙未恩科（一八三五年）举人何庆澜所作两渡镇《竹枝词一百首》稿本。前者对我们的使用价值无庸多说，后者则是直接了解道光年间甚至整个有清一代两渡镇何家族人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的真实记录。我们真诚地感谢长旺，《何氏族谱》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他手里还完好如初，这是比什么都珍贵的对祖宗的敬爱。
何长瑞数次带着我们到何澄出生的“小院”、何氏祖上的八卦院，以及汾河西朱家岭武进士何道深的衣冠冢、残存的石牌坊寻访。在何氏厚字辈的茔墓的山上，我们耳边历史的微风在徐徐吹过：乾隆盛世时，活跃在京城的几位何氏祖先，早已被家乡的黄土和荒草所掩埋，但当年吟唱并镌刻出来的诗集却让我们感到他们确然千古永存。何长旺、何长瑞对先祖的那种质朴崇敬的内心世界，深深感染着我们。
何文苑。灵石两渡第十八世孙。如果说，柳袁照先生是在苏州把“振华精神”重新激活、复兴起来的第一人的话，那么，何文苑先生则是把灵石两渡何家近现代以来“科学救国”、“教育爱国”的核心价值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数十年来，他以传递先祖精英文化为己任，出资修建了何家文化广场，并组织一班人马把断了代的何氏族谱续编起来。对我们所写的这本书，他很有自由开放的胸襟和气度，从来不问我们如何写，写什么。何文苑有着很好的文化素养，早年曾为著名版画家力群的爱徒，字写得好，画画得好，所以他知道本书的写作类似于挖煤，煤层浅的好挖，煤层深的难挖，但煤质好。在这几年，他也时时到太原来，请我们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交流畅谈一下何家精英文化的各自心得。有些提法，对我们把握本书的基调，启发良多。本书能最终有如此精美的风貌，乃得益于他只要求“做精做好”的资助。
我们的朋友：
寓真。寓真先生古诗作得好，富藏古印，且对古印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有一段时间，为帮我们辨识古印和几封王秋湄当年与何澄商讨藏品的老信，晚上通过电邮，白天通过短信，直到完全破解。一位在诗界、文坛和藏界深受人们爱戴的长者，肯为我们的学养不足而真诚地付出，仅仅一句感谢的话，远远不能表达我们内心深深的谢意。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他对我们写作此书关心、教诲尤切。有时，碰到历史上很不为人注意，但就是不解确意的小问题、大事情，一经提出，无论当日多晚，都给予回复解释。亦师亦友之情，永怀铭感。
张平。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与我们其中的一位曾为同事。作为享誉全国的作家，对我们的写作自然十分懂行。他知道我们这本书难在哪里。有时聚会，他常常会问有什么难处？要不要我来帮助协调解决？有一次，还对此书出版后的一些具体事宜谈了他的想法。今年夏季，张平副省长到灵石调研教育现状，与多年来对教育多有资助的何文苑座谈。何文苑谈起我们所写这本书还没有完成时，他开始着急起来，对何文苑说，写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完？你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该舍弃的就舍弃，先快点出来一本。有什么问题和书出来的后续工作我来协调。听完何文苑对我们转达张副省长的一番话后，我们也确实舍掉了一些无关大局的情节，基本上按商定的日期把这本书写了出来。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张平是副省长，说了让我们快点而赶进度，我们只是觉得他是写作的行家，他说快点自然有他的道理和想法。事实上，我们写完最后一章时，回头看了看，舍掉的那些无关痛痒的情节，反倒减少了许多多馀的话题。
陈国。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我们因书而结缘，是交往了十五六年的老朋友。当听说我们本书的传主与他家乡番禺的文化名人叶恭绰是好友，但叶恭绰的著述并不太好找时，他请我们前往广州，请番禺外事办主任李炽和等一批好友帮助我们寻访。陈国夫人叫何雪芬，与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同乡同村。当他又了解到我们的传主是灵石两渡何家“厚”字辈时，很希望我们查清灵石两渡何家“厚”字辈与番禺何家“厚”字辈有无关系。当我们回来查证了许多史料，告诉他：迄今所知，灵石两渡此何家“厚”字辈与彼番禺何家“厚”字辈，一北一南，没有同支的关系；灵石两渡何家“厚”字辈，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以科举、留学、革命闻名，番禺何家“厚”字辈是在穗港澳地区，多以金融巨子显赫于世。南辕北辙，实在无法联系在一起。陈国仍不甘心，说：你们写完灵石两渡何家，我来牵线，看看能否请你们写写番禺何家……这之后，几乎每年都请我们到广州放松心情，并抽出仍旧繁忙的双周日时间，亲陪我们游览。最近两年，陈国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馀，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换个写作环境，到广州来写？一位特大城市的副市长，对我们这两位内地朋友，如此真诚地礼遇，如此关怀，我们只能以更加严谨的写作态度加以回报。
张欣。苏州博物馆馆长。当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苏州博物馆现藏何澄子女捐赠的这批藏品，此书会减色一半时，当场拍案，只要所需，他都会指派专人为我们写好苏州博物馆所接受的最大宗的一批私人藏品提供支持。本书能具有艺术收藏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欣馆长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完全开放和钱莺歌馆员的辛勤劳作。
王稼句。苏州才子，藏书家，著作家。我们所需任何一本苏州资料，只要提出，他都会当作自己的急务来为我们办理。
柳袁照。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校长。诗人。自从知道我们要写《何澄》这本书起，就把我们当作原振华女学校的校友对待。无论是校史史料还是老照片，无论是百年校庆，还是当我们提出想帮助灵石两渡中学提高一下教学质量，他都是以“老家人”的偏爱，给予格外关照。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他得知我们要写这本书的初始，就把他想到的肯定用得上的《蒋作宾日记》，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以及黄郛夫人沈亦云的《亦云回忆》等书送给我们。当我们急需复制《大众》月刊何澄所刊诗作时，他与民国“杂志收藏大王”、民国期刊研究家谢其章和藏书家赵国忠先生取得联系，并亲自飞到北京陪同我们与谢其章、赵国忠先生见面。此情此景，至今可感。
常绍民。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十四岁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对我们在史料的把握上，帮助和提醒最力。对我们急于复制的几份民国时期的老报纸，给予了无私的支援。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送给我们所需的全套《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广陵书社的曾学文社长，送给我们所需的全套《缘督庐日记》。在此特表谢忱。
我们还要感谢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主任胡安平，副主任张志斌。他们懂得，我们写灵石两渡何家，也是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全省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成果，所以特别为我们其中之一提供了充裕的写作时间。在此，向胡安平主任和张志斌副主任深表谢意。
最后，我们破例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朱屹。我们当责编的，凡作者感谢的话，都统统删掉。认为，编辑本为本职工作，无论做了多少编辑工作，都属该做的事，即使工作量很大。对朱屹的感谢，我们也说不出更合适的话，只能用她校完最后一章写给我们的信中流露出对传主和帮助我们写好这本书的所有朋友表示共同的感谢：
终于校完了最后一章。按理应该轻松了。心里却充满对何澄的不舍；对这本书付出如此长时间（做这么久编辑，这是校对时间最长的一本）努力的不舍；还有对书中“人、事”投入如此多情感的不舍。不过，书终于要出世了，无论如何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自知，这本几乎涵盖了晚清和民国众多名人的书，每个章节都是一门专门的研究学科，以我们的学养和知识水平，远不是一本完美的著述，其中肯定也还会有不少错误，诚恳方家批评指正。最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查阅、复制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所藏《黄郛日记》稿本，也没有查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有关何澄的档案；但也有意外之喜，就是在写作这本传记的同时，我们完成了传主的姻亲、苏州东山王家的如下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列传：
一 不惧宦官、不佐庸君的王鏊
二 总是名落孙山的才子王芑孙
三 可怜的王颂蔚
四 太史夫人王谢长达
五 “忠君”的物理、昆曲学家王季烈
六 科学与佛法附身的王季同
七 “点金成铁”的王季点
八 “绝食”教授王季绪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不能不写传主的岳父岳母和内兄内弟，但因王家如上所列篇幅太长，达数十万字，与体例显不相符，于是我们不得不把这部分从本书中抽出来，另行出版。这也是我们想向读者朋友交待一下的。
在注释部分，我们把与传主有各种关联的一百一十馀位人物，综合各种史料，经过反复核对比较，作了长短不一的小传。我们认为，这些人物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传主的同时，不要忽略了这部分内容。
《何澄》一书终于可以问世了。尽管历时五年，耗费心力，在众多朋友的簇拥下追求完美，终于“写成了书”，使一位深埋于历史记忆中的民国老人在今人的阅读中复活，我们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故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苏华张济
二〇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