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玲的拒绝做官太太开始，以延安的另一位女权斗士成为官太太结束，不仅描写了丁玲与彭德怀的绯闻，与“情敌”史沫特莱的友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勾勒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抗争命运的勇气与坎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远远比一个男性更加难能可贵，所以，有过这种精神与行为的女性都值得我们尊敬。
“将军”与元帅的绯闻
在丁玲的人生中不仅有四段惊世骇俗的爱情经历，同时也不乏令人津津乐道的绯闻故事。而在这些绯闻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她和彭德怀大元帅之间的那段“莫须有”的情感。
1936年秋，丁玲逃离南京到了陕北，想当红军的她很快又赶赴前线，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久仰的彭德怀。作为战地记者的丁玲深入前线实地采访，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彭德怀速写》，文章旁还配有丁玲手绘的彭德怀肖像画。这篇作品与其称为速写，不如说是漫画，它巧妙地抓住了彭德怀身上最鲜明的特点予以放大，形神兼备，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丁玲写彭德怀的脸：“在不能称为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以这样的角度去观察一位在战场上叱诧风云的名将，更是显示了丁玲的匠心独具。
有人甚至说，丁玲的这篇短短的《彭德怀速写》甚至胜过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对彭德怀的宏篇大论。话又说回来，即使作者的写作技法再高明，如果没有对传主的高度喜爱与透彻观察，也难以写出如此佳作。相信即使是彭德怀自己，也一定对丁玲这篇作品产生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在丁玲速写彭德怀的时候，竟有好事者传出了丁玲与彭德怀将要结婚的消息。
一个是红军中最有名的钻石王老五，一个是享誉国内的著名女作家，两人又是湖南的老乡，一文一武，既搭配又班配，这也难怪人们产生遐想。作为红军的著名统帅，彭德怀的婚事也牵动着上上下下的心，许多关心他的人比他本人更着急，有人甚至写信给彭德怀身边的人，让他们替彭总和丁玲牵线搭桥。
但是事态似乎并没有朝着人们理想的方向发展，不久，周恩来也来到前线，他很快耳闻了这件军中到处飞扬的绯闻，于是半开玩笑地问彭德怀：“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彭德怀只好苦笑着摇摇头：“子虚乌有的事。”
据说有人就此问及丁玲，丁玲回答说：“我曾经在一个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我个人对彭德怀极钦佩，因为他的确在处处都显出是一个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外间就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其实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要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泽东，不能就说我同毛主席要结婚了。但是，我也不必否认我同彭德怀不是没有结婚的可能的。”
这段话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在陕北与丁玲结合的陈明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当时确实有人想把丁玲和彭德怀撮合在一起，丁玲也确实对彭德怀十分崇敬，但嫁给了彭德怀只能做一个官太太，而必须牺牲自己作家的身份，这是丁玲所无法接受的。
这样的丁玲才是真实的丁玲。如果丁玲真的嫁给了彭德怀，那我们肯定就不会看到像《“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样精彩的作品了。
另外，丁玲晚年的好友，《丁玲评传》的作者杨桂欣在书中说：“丁、彭最终未能成为夫妻，这是为什么？大约是在1982年，我曾冒昧地问过丁玲，她回答说：‘我考虑再三，主要是因为差距太大，不合适。’”
杨桂欣没有继续分析所谓的“差距”，但我认为这里的差距主要在于两人的个性，丁玲和彭德怀个性都太强，这样的结合不仅不能互补，还会“相克”，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关于这一点，丁玲很有自知之明，陈明显然比彭德怀更适合她。
延安三剑客
没有想到，丁玲与彭德怀的绯闻中渐渐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逝世后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赴华北前线抗日。不久，史沫特莱赶赴太原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她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在这种情况下，史沫特莱爱上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著名的光棍彭德怀似乎是顺理成章了，而生于西方长于西方的史沫特莱不像东方女性那样含蓄，她对彭德怀的表白坦率而又热烈，但是彭总显然没有开放到可以像李立三一样接受一位金发碧眼的妻子，他同样坦率地拒绝了她：“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一段本可以成为传奇的爱情就此戛然而止。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丁玲和史沫特莱这两位“情敌”之间，竟然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的时候，史沫特莱为了营救她四处奔走，以她为代表的国际舆论给国民党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成为丁玲活着的重要保证，由此史沫特莱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被丁玲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1936年秋，丁玲和史沫特莱在西安久别相逢，史沫特莱兴奋的把丁玲抱了起来，丁玲则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天，在德国友人冯海伯的家里，古城西安七贤庄一个牙科诊所，丁玲和史沫特莱、斯诺等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夜晚，丁玲客串了一回厨师为大家献上了一桌好菜，众人喝酒、唱歌、侃大山，正像“七贤庄”之名一样，颇有几分当年“竹林七贤”笑傲江湖的味道。
很快，丁玲和史沫特莱又相聚在延安，这两位不甘心平庸的女性注定要在延安这片缺水的黄土地上刮起一股沙尘暴。在当时的延安，丁玲、史沫特莱，以及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吴光伟（吴莉莉）被誉为“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她们都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让女性在一个新的天地里享受更大的权力。三位女剑客所到之处，骄傲的男人们也要驻足仰望。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女权主义者，史沫特莱和丁玲在延安的遭遇却大相径庭，丁玲几年后将因为她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受到男人们的围攻，而史沫特莱受到围攻比她早的多，不过围攻她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们。史沫特莱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把西方的交际舞引进到延安，使得延安的男人们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身心的方式。而对于光棍们来说更是欢欣鼓舞，这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征婚场所。然而，延安的革命女性们不干了，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官太太的首长夫人们更是怒发冲冠，在长年累月的奔波和西北的风沙中她们早已经把自己熬成了黄脸婆，魅力不比当年。而所谓的交际舞会则为她们的男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出轨机会，这直接威胁到她们的官太太地位，于是，一场巨大的风波正在酝酿当中。
这场风波的高潮是史沫特莱、吴光伟和当时的第一夫人贺子珍的一场窑洞中的拳脚大战，这就是延安早期著名的“吴光伟事件”。吴光伟是当时延安第一美女，她热情活泼兼且才华出众，能和毛泽东诗词唱和，据史沫特莱的口述，吴“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这使得贺子珍醋意大发。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离婚以及史沫特莱、吴光伟的被迫离开延安。
对于丁玲来说，这一事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已经事先宣判了她几年后挑战男权主义的失败。当延安的女人们已经习惯于作男人的附庸的时候，你为她们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