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从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可以轻易透视出这个人的性格乃至人格，从这一点来看，丁玲慷慨大度，从不以钱财为意的金钱观使得她的豪客风范尽显无疑。而对于别人给她金钱上的帮助，她却能铭记一辈子，这种重恩知义的行为又让她的豪客形象更加完满乃至圆满。
千金散尽还复来
中国传统的女子以精打细算、善于持家而著称于世，相比之下，丁玲在金钱方面的慷慨豪爽却连许多须眉男子也要叹为观止。
陈明回忆说，建国后丁玲在作协担任领导职务时从不领国家的工资，而靠自己的稿酬生活，连勤务员的工资都是自己发的。不仅没有拿单位发的工资，有时候丁玲还倒贴钱给作协，50年代作协办托儿所，一时没有房子，丁玲慷慨解囊。有些读者知道丁玲豪爽的作风，写信向她陈述困难请求求援，丁玲不假辨别就把钱寄给这些与她素昧平生的人，好在当时民风淳朴，不像现在诈骗犯这么多。对陌生人如此，朋友就更不必说了，作家舒群买书的时候手头紧，丁玲马上拿200元相借给他。作协让陈企霞到下面去锻炼，却忘了发放必须的安家费，以至于陈企霞窘迫的无法启程，丁玲知道后，立即自掏腰包给他送去200元，并附上“以壮行色”几个字。
1951年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丁玲随即将5万卢布奖金都捐给全国妇联儿童基金会，5万卢布当时合33000元人民币，在那个一斤菜只有几分钱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说以上的行为都是发生在丁玲“发达”的时候，那么在个人境遇穷困潦倒的时候，丁玲依然视钱财如浮云的态度就更让我们钦佩了。
在南京被特务抓捕时，丁玲随身携带着刚领到的稿费。后来，她在被拘禁的地方，用这笔钱请看守她的特务们每天大鱼大肉，被特务们当作菩萨一样供着。3年后，丁玲离开南京这个魔窟时，还不忘把身上剩余的钱留给冯达这个她心目中的叛徒。
在北大荒的时候，丁玲的工资被取消了，她只剩下可怜的一点基本生活费，但她仍然从这微乎其微的生活费里头硬是挤出钱来为自己所饲养的小鸡买鱼肝油等营养品，从而把一群病鸡养得脱胎换骨。尽管普度众鸡，但是丁玲却从未想过因此谋私利，有一次，丁玲农场的女工杨明琴给丁玲送来了自己新收的菠菜，让她熬汤吃。杨明琴告诉丁玲菠菜甩袖汤更香，丁玲笑了，称杨明琴聪明，边说边返身去东侧的鸡舍取来两枚鸡蛋，并掏出一毛钱让杨明琴放到鸡舍的蛋箱上面。杨明琴很是感动，照理说养鸡人吃两个鸡蛋不用给钱，可丁玲却按当时每个鸡蛋的最高价5分钱交了款，更何况她那时已没有工资，每个月农场只给她开点微不足道的劳动补助。
出了秦城监狱后，丁玲和陈明被下放到山西长治的嶂头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农民们急需大件的农业机械，但是缺乏资金，丁玲对此忧心忡忡。后来，她和陈明的问题逐步得到落实，他们领到了补发文革中拖欠的工资一万多元，立即将这笔20余年的“血汗钱”全部捐给村里，为嶂头村购置了两台545型大型拖拉机。嶂头村是当地有名的“光棍村”，在有了拖拉机之后，周围的漂亮姑娘接二连三地嫁入村里，村民们都说丁玲给嶂头村带来了福气。
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后，开导两人说，如果你们把这些钱分给大队干部，一人给他们几百元，那你们在大队里就可以呼风唤雨了。但是丁玲和陈明并没有接受这样的“高见”，两人依旧是那么“落伍”。
永远忘不了的350元
尽管自己在对待钱财方面大“意”“冷”然，但是别人对自己的恩惠，丁玲却始终温之热之，铭记于心。
丁玲在上海被捕后，以宋庆龄为主席的民权保障同盟收到一封化名信，信中揭露了丁玲被绑架的真相。民盟当即决定由副主席蔡元培领衔，并联合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二人。随即，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的主持下，民盟成立了“丁潘营救委员会”，营救委员会积极联系国内外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掀起了一股抗议热潮，迫使国民党不敢加害二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丁玲才有机会逐步获得自由，并最终逃往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丁玲去往延安并非无牵无挂，在老家还有失去生活来源的老母和幼儿等着她的赡养。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通过冯雪峰给丁玲送去了350元钱。这350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万把块，这笔钱解决了丁玲的燃眉之急，也解除了她的后顾之忧。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家的老母和幼儿就是凭着这一笔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丁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面对着这350元，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钱，代表的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这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
1980年10月14日，宋庆龄在其北京寓所内设宴款待美国朋友伊罗生，伊罗生是外籍进步记者，早在30年代他就参与了民盟营救丁玲的行动，为其造势。这次宴会，丁玲、茅盾、赵朴初等都应邀参加。
下午，当宋庆龄进入餐厅与客人们一起就座时，宴会也进入了高潮。这时，丁玲突然急步趋前抱住宋庆龄，泣不成声地说道：“敬爱的孙夫人呀，四十多年前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处境危难时，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们营救我；在我去延安前，您又资助我350元钱。可是这些事，有人不信，硬说我是‘造谣’，说夫人怎么会帮助你？现在好了，这一切国家都已解决了。我永远忘不了您，永远感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在场的中外来宾无不为这出人意外而又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动容。
张爱玲
在旧上海，丁玲和张爱玲这“双玲”是上海滩的两大才女。1955年，当丁玲被打入反革命集团，一下子从天堂堕入地狱的时候，张爱玲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但是她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在美国，张爱玲虽然才华出众，但是没有大学文凭的她在美国连工作都找不到，举目无亲兼举步维艰。
一年后，张爱玲申请到慈善性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免费住半年，在那里她认识一个三四流的美国作家赖雅并很快与之结婚。当时张爱玲36岁，赖雅66岁，当时赖雅除了一身病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穷得要靠“低保”过活。一个出身名门曾经风华绝代的才女沦落到如此田地，实在让人叹惋。
在丁玲被关进牛棚和秦城监狱的时候，张爱玲也同时迎来了她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期。她一边要照顾瘫痪在床上的丈夫，一边要努力赚钱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辛。几年之后，赖雅死了，此后张爱玲一直孤身一人至死。
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一向高傲的张爱玲竟然放下了自己的架子，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要研究国内的丁玲，写关于丁玲的评论文章，让人觉得很是滑稽。为此，欣赏张爱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对她说，你的成就比丁玲高多了，你还研究她？张爱玲说，只有这样才能赚点钱。
在美国的张爱玲虽然不会像丁玲一样被别人关进监狱，但是她却自己画地为牢。她的后半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喜欢与人接触。与丁玲一样，张爱玲的状况直到70代末期才有了改观。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被浓笔重彩地推崇后，张爱玲在美国的名声随之树立起来了。有一次，一个大学要驻校作家，但张爱玲只去了半年，原来张爱玲讨厌开会，每次开会都见不到她的身影，结果不欢而散。还有一次到加州柏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给她的任务是写关于中国各种各样政治术语的词条。这个任务很轻松，但张爱玲不喜欢见人，白天不去上班，等人家下班她才去，结果很快被炒鱿鱼了。
当年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时候，张爱玲的收入非常高，但是她还是把花男人的钱看做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她甚至认为花不到男人钱的女人是失败的女人。
在金钱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丁玲和张爱玲的本质不同，一个是侠客，一个则是红颜。